1982年，《收获》杂志刊载了一篇叫做《人生》的中篇小说，引起了轰动。作者路遥在这片小说的最后一章留下了这样的标注，“并非结局”。这个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在经历了痛苦与选择之后，回到故乡的高加林会过怎样的一生？41年之后，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给出了答案，也提供了经典小说影视化改编的新思路。
“本剧部分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电视剧《人生之路》开场即如此标注。自开播以来，该剧与小说文本相互映射，如镜像一般地对人物故事进行完善补充，并依据人物性格创造延展，用一波三折的故事抒写人生志、家国事、年代情，以浓厚的时代气息“穿透”性刻画人性，谱写出一部在时代浪潮中涌动的“青春之歌”。该剧播出后，如一股洪流汪洋恣肆、拍岸有声，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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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电视剧隔空“对话” 改编拓宽《人生》时代气息
电视剧《人生之路》围绕“人生抉择”这个精神内核，真实刻画了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高双星、马栓等平凡个体与时代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面临人生的挫折、磨难、机遇和考验，他们在妥协与抵抗、接受与突围之间不断折返，最终实现个体的成长，也全景展现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全力改变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奋斗历程。
这样的改编并不是简单地从文学到电视剧的形式转换，而是一次互文“对话”。既是与已经成为历史的原作的互文“对话”，也是与正在发展的现实的互文“对话”，既是与原作者的“对话”，也是与未来电视剧观众的互文“对话”。它凭借与原著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人物命运，撑开了年代剧的表意空间，其中既有朴素真挚的怀念，也有时代浪潮的回响。
其实，路遥的小说本来就有与其他文艺作品互文“对话”的烙印，他作品里的奋斗者身上就有保尔·柯察金的影子。他曾借黄亚萍之口评论高加林，“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
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当下推出《人生之路》这样的电视剧，除了拓宽小说的时代价值之外，还具有与现实互文的深刻意义。正如导演阎建刚在谈到创作初衷时所说的，“如果说当年高加林的故事之所以影响中国，源自作家极其真实、诚实地直面了青春课题，深受他小说影响的那代人有许多而今已成了国家栋梁，这些人的血液里都有路遥《人生》的文化基因；那么40年后我们再度求解人生之路，则因为对青春话题的探讨是个永恒热点，每个人的青春或多或少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明天，我们需要与今天的年轻人建立起新的关于青春、挫折、奋斗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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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探索粗粝现实 《人生之路》续写奋斗内核
电视剧《人生之路》从1984年讲起，从陕北村落、县城街道到上海弄堂，对八十年代的生活场景进行了精准还原。年代感十足的县高中、县医院，高家村错落有致的窑洞，破烂不堪的民办小学……这些既没有造成乡土想象的缺位，又跳出“异域”，把人物命运向城市延展，通过土色和皱褶中的鲜活人世，尽显粗粝现实主义的真实，从时间、空间、人物上续写了路遥对城市与农村这种交叉地带的关注。
小说《人生》写出了大家心灵中最焦灼的那部分。电视剧《人生之路》则续写了这种焦灼。生活在交叉地带，剧中的主要角色在时间的凝定与突显中都经受了剧烈的精神阵痛。比如高加林，他是思想上的“城市人”，又是身份上的“农村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成了他心里最大的矛盾，也造就了他自卑与傲娇、自信与屈辱交织的矛盾心理。他有年轻人的理想和热血，也有年轻人的迷茫和急躁，这份复杂性增添了他的真实感。在剧中，虽然他经历高考失败、乡村教师被辞退、县城通讯员被开除等一连串重击，然后回归乡土重新变成农民后，他的个人理想并未止步，而是依靠一支笔到上海打拼，在世事洗练中实现了成长。
不光是男主角高加林，剧中其他人物也在成长视域不断探索。马栓连续三年高考落榜，但他最终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成为烧窑村的“土专家”；黄亚萍因父亲患病错过高考，却成为县里人人称赞的播音员，还不忘时刻练习自己的舞蹈技能；“陕北潮男”张克南当上了门市部主任……时间就此进入了角色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它让过去和现在、城市和农村产生了两极张力，在价值观的冲突中，凭借奋斗内核写下一曲曲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澎湃交响。
作家路遥曾经反复思考一个命题，“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电视剧《人生之路》告诉我们，要对青春叩问，要对理想敬畏，要对岁月缅怀，还要不忘成长。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杨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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