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在点滴的日常工作中时刻保持勤勉是一项极高的道德要求，勤勉性成为评价英雄的最高维度。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那些全身心履行职责的警察，和时刻身处危机中的医生们一样，最能展现英雄气质。2020年3月9日，我永远地失去了和一位英雄对话的机会。
缘起江西
和江西结缘，来自于一个重大案件。
2016年，山东临沂徐玉玉因电信诈骗死亡。该案是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督办的案件，也是我从研究犯罪学基础理论转向研究网络经济犯罪治理问题的一个关键助推。徐玉玉2016年高考，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不幸的是，在8月19日，大学开学前夕，她接到诈骗犯罪人的电话，然后听信犯罪人的指令，通过ATM机将家里准备的9900元学费转账给了诈骗犯罪人的账户。徐玉玉和她父亲前往派出所报警。报警之后，徐玉玉在从派出所回家的路上出现心源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19岁。年轻的生命陨落，让我非常震惊和悲痛。
此案中，被害人在山东临沂，但是诈骗犯罪人作案地在江西九江，由此让我开始关注江西。在检索国内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基本情况时，我发现江西省余干县还是公安部挂牌治理十大重点电信网络诈骗区域之一。于是，我将江西作为课题研究选点的重点区域之一。
自此开始，我每年都尽量到江西进行7天左右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调研。先后调研过南昌市公安局、新余市公安局、兴国县公安局、兴国县长岗乡派出所、余干县江埠镇派出所、江西温圳监狱等刑事司法机构，并且多次前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居住地和个别服刑人员的家中进行实地探访。一方面是为了实地跟踪调研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对犯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公安部挂牌督办重点整治诈骗区域的治理效果以及发展趋向。部分相关研究成果先后通过学术期刊公开发表。
会面刘稳
初识刘稳的名字，来自于一份名单。
2018年，非法集资犯罪频发，大规模被害人和大规模犯罪人同时出现，这种大规模被害现象与传统犯罪导致的结果迥然有别，使我开始关注对非法集资犯罪治理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我们寻求南昌专职办理网络经济犯罪案件的警方人士帮忙，请他们推荐南昌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业内“高手”名单。几天后，多处推荐名单叠合统计，第一人就是刘稳。这表明他在经济犯罪案件方面的处理能力优异，在同行中获得高度认可。随后，了解到他此前是南昌市红谷滩经侦大队大队长，破获过很多大案要案。
和刘所长会面，是在2019年11月9日。受南昌警校之邀，我当天在南昌市公安局第105期科所队长培训班交流完“涉众型经济犯罪治理”之后，在警校餐厅和刘稳所长、陈利老师一起吃自助餐。刘所长是该期培训班学员。午餐时刘所长就我的研究主题分享实例，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他说，一些辖区集资诈骗极为严重，有些甚至整幢楼里面都是进行非法集资的人。基层警力有限，根本没有办法全部打击。并且，非法集资犯罪打击效果不好，尤其是追赃挽损效果不理想。
刘所长对我这个“局外人”讲的这些真实但“逆耳”的忠言，来自于他的切身实践，直指群众深刻的需求，让我颇为激动。长期调研发现，多数警察实践经验丰富，他们因为每天都要处理案件，接触不同人群，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多数警察不太可能与圈外人士分享他们的心得体会，这是基于警察工作需要决定的。
刘所长和我们分享的实例，提升到理论层面，就是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人权益问题。无论是处理非法集资涉案财产追缴与返还，还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其指向均是以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为中心，这与当前学界研究前沿契合。类似于刘所长这样能通过对诸多实际案件抽丝剥茧，进行关键总结，提炼出主要问题的一线警察，很是难遇。
他对刑事犯罪治理有较为全面的思考，既能发现问题所在，又能提出解决对策，并且敢于直言，实在难得。当时我立即约定2020年春节前去南昌调研，和陈老师专程去刘所长的辖区。我们想，刘所长的辖区那里，一定有更多丰富的实证数据资料可以发掘。
错过英雄
错过与刘所长的访谈，因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日趋严重，调研不断后延。2020年3月9日晚上19：45，南昌警校的陈利老师转发人民日报客户端江西频道的文章给我，标题是《17：40，这位抗疫一线的刘所长走了》，我很恍惚，在小区入口不断转圈游走。没有想到，调研后延，竟是永别。刘所长是在抗疫前线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
2020年3月25日的《中共江西省公安厅委员会关于向刘稳同志学习的决定》中指出：“刘稳同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跟现代警务发展要求，不断钻研、大胆实践，把一个个好点子转化为一大批警务工作的创新举措。担任经侦大队大队长时，他提炼出打击传销‘十步’技战法，破获4起公安部大要案件和部督案件，刑拘起诉传销A级老总180余人，有效净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担任沙井派出所所长期间，他率先设立了派出所24小时智慧便民服务区，高标准建设了沙井派出所合成作战室，加强与巡逻中队联动防控，2019年辖区34个小区18个实现零发案。面对辖区纠纷类警情居高不下，他主动与省律师协会、沙井街办、司法所沟通联系，创新了‘四位一体’融调解机制，打造融调解中心，大大提升了矛盾纠纷化解实效和执法公信力。”该决定中主要呈现的是刘所长的客观工作业绩，对他点滴的日常工作较少提及；但我们从这份决定中仍能感受到刘所长任职期间在打击犯罪、警务创新、警务协同等方面战功显赫。
与其说刘所长作为警察取得的骄人成绩令人敬佩，不如说他留下的治理智慧更能让他笑慰九泉。尤其是其中的“34个小区18个实现零发案”，充分体现了刘所长的一种安全新理念与治安新思维，这种减少被害的“零发案”治理智慧更值得我们刑事司法机关去大力倡导、积极践行。从社会安全评估角度看，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安全，关键核心指标不应该是侦破案件数以及抓捕犯罪人数。一个城市是否安全，较可靠的客观衡量标准就是研究因犯罪造成的死亡人数、受伤害人数以及财产损失。很明显，当这三种由犯罪所造成的结果不断加大时，就表明因犯罪而受害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社会治安状况亟须改善。由此，一个城市是否安全，可以从案件发生数量来衡量，但更重要的是从被害现象减少角度进行评估。被害人数减少比犯罪人数减少更能表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用减少被害作为衡量社会治安质量标准，其价值意义在于通过机制、规则变化，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权益落实到司法改革具体制度中。这一方面能体现“人民司法为人民”，另一方面还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民群众权益的维护水平，通过相关制度以及客观数据来呈现。当公安司法机关以减少被害为导向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工作，必然有助于提升相关机关各种刑事司法活动的质量，从而更有效地治理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我作为一名犯罪学学者，错过了与英雄深入商讨犯罪治理的机会，终身遗憾。赣江呜咽，唯愿英雄的业绩能引领继承者们护佑赣江儿女，造福华夏子孙。红谷滩分局、沙井派出所，我将再去，完成未竟的访谈。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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