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白 | 文
中学历史课，开篇就讲了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讲述了“人文初祖”黄帝。他出生于新郑的轩辕之丘，他联合炎帝等部落，灭了蚩尤，统一华夏，是全球华人的祖宗。
然而，这一竿子打到了好几千年前，刚上初中的小屁孩怎么会理解“人文初祖”和“全球华人”这两个宏大的范畴？
其实，不光小屁孩不理解，很多成年人对黄帝也说不出一二三来，他们对黄帝的知识储备也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材的水平。毕竟，黄帝时代离我们太过遥远。是否祭拜黄帝，似乎和现在人的生活毫不相关。
黄帝在位其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他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审美。并且，用文化的眼光来看，黄帝是中华民族对完美人格的一个理想。
龙是东拼西凑的？
全世界的华人，在向外国人介绍自己时，会无比自豪地自称为“龙的传人”。尤其是中央电视台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后，“中国”和“龙”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龙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动物，那么我们为什么对龙有迷之崇拜呢？这得追溯到黄帝统一华夏。彼时，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比如牧鹿部落敬奉鹿，神农部落敬奉牛，热海部落敬奉虾，东夷部落敬奉鱼，仓颉部落敬奉朱雀，轩辕部落敬奉小龙。
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一样，黄帝似乎觉得统一的部族应该共同敬奉一种图腾。
于是，黄帝让仓颉按黄河的形态和神韵，综合各部落的图腾，脑洞大开地造了一个新图腾——龙。龙的角像鹿，头像牛，须像虾，爪子像鸟（朱雀），身子像蛇（小龙），浑身长着鱼鳞。体态弯曲，活像九曲黄河。
由此，龙图腾在各个部落中流传开，成了圣物。于是，龙崇拜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人思维和审美。后世的皇帝，但凡要证明自己的不凡，都要说自己母亲梦到龙怀孕了。好朋友结婚，穿的衣服是“龙凤褂”，宾客的祝词里也少不了“龙凤呈祥”。
据说黄帝去世是“乘龙升天”，濮阳挖出的“中华第一龙”，就是古人朴素生死观的体现。一直到现在，农村老人去世，有的棺材上会雕刻着龙头。
讲道理，比动手揍他更管用
老话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意思就是要用嘴巴讲道理，不要动粗。黄帝统一中原使用了武力，这点不能否认，比如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讲，都是以德服人的战争。
阪泉大战是打败炎帝，逐鹿大战是打败蚩尤，同样作为败将，蚩尤和炎帝的待遇是不同的：炎帝大概是俯首称臣，可能还接着是这个部落的领导，甚至“炎黄”都放在一起称呼了。而对蚩尤呢，黄帝把蚩尤给杀了，大概因为蚩尤不服管教。
诸葛亮为啥七擒孟获，还不是因为孟获老找事儿？心战为上，让孟获输得心服口服。道德感化、以德服人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智慧。
我们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部战争史。汉唐很强盛，万国来朝，但无非两三百年历史，况且中间还夹杂着无数小冲突，干架失败的时候甚是还要嫁闺女和亲。然而根据史料，阪泉、逐鹿两场战争一直到夏末，再无战争记载。
所以，这很可能说明了一个问题，黄帝统一华夏以后，1000多年是和平的，这意味着黄帝真的做到了“以德服人”。但凡他偏袒哪个部落，都有可能导致其他部落的不满。不满就要抗议，抗议无效可能就要揭竿而起。
黄帝对于“德行”的重视，还体现在划分部落类别上。“华夏”和“蛮夷”部落也是以道德为标准的：无道德的是“蛮夷”，有道德的是“华夏”。这种“华夷之辨”对后世的统治者影响极大，中央王朝要是和边疆少数民族处得不好，既有可能被灭。
黄帝可能提前搞了一个“共产主义”
上文提到，黄帝统一华夏使用了“以德服人”的手段。但是，一个部落如果只有领导人优秀，部落成员相互争夺，要想实现1000多年的和平，恐怕还是很难的。所以，我怀疑那个社会很可能实现了部落民之间的“共产”和清静无为。
《礼记》里写的那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不是虚无飘渺的想象，很可能是对曾经存在的一个社会的描述，那个社会就在黄帝时代或者叫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是禅让制的“公天下”，一直到夏以后才是家天下和私天下。反过来说，五帝时代的土地、生产资料天下是公有的。
以至于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花源，都是在呼吁社会不攀比、不虚荣、不斗争。如果说西方人总是在想象乌托邦，想象傅里叶、欧文、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我们中国这里，很可能这个美好的社会就是历史的现实，这是中华民族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需要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岛屿去虚构一个社会，华夏的源头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可以供我们去挖掘、借鉴、思考和学习。
这样我们的祖先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高尚。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一笔勾销，说起古代史就是政权更迭和无止休的战争，那么我们的历史就是弱肉强食的历史。
即使在几千年前，创新也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传说，黄帝和蚩尤在涿鹿进行终极对决的时候，蚩尤施放了大雾，黄帝部落的将士一时间迷了方向。于是，黄帝发明了辨别方向的指南车，为胜利奠定了基础。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指南车是热海部落酋长风后所发明，黄帝大战蚩尤之前联合了诸多部落，将他们的发明应用于实践，壮大自身。
再比如，黄帝向炎帝的神农部落学耕地种谷，促进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型，也曾向蚩尤的九黎部落学炼铜技术，促进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进步。
他令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令仓颉创造文字。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在荆山铸鼎，分华夏为九州。
虽说这些发明并不是黄帝一人的功劳，而是经过许多人长期探索实践的结果。这一切都得归功于黄帝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襟，他能发现兄弟部族、甚至敌对部族的优势。在开放中学习，在学习中改造、创造、发展，逐步将零星的文明成果综合为自己的文明体系。
纵观中国历史，汉唐的强盛源于善于学习和创新；而清朝的不断衰落与闭关锁国有着极大的关系。
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魏源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开放性、包容性和多维性的最早源头，就在黄帝身上。
正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先生说的那样，黄帝作为中华民族有史可考最古老的始祖，应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记性符号，祭拜黄帝应该上升为国祭，“这种拜不是自我救赎，而是为了民德归厚、弘扬美德，进而将黄帝这一对象符号化、标记化。”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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