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笔者有幸到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访学，期间专程拜访了几位英国著名汉学家。杜伦大学中文系的司马麟（）就是其中一位。司马麟曾任杜伦大学东亚系主任（2000—2007），英国汉学协会会长（1989—1990，2005—2007），现为《英国汉学协会学报》主编。曾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专著。老先生在杜伦教授中文已四十余载，桃李遍布天下，是英国汉语教育界声望卓著的人物。笔录对这样资深专家的访谈，或许对我国汉语推广、中国文化外传工作不无借鉴意义。
艰难的求学经历
司马麟1945年出生于英国的诺丁汉，自小喜欢学习语言。考大学时，深感当时英国对中国文明了解太少，他毅然选择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
1964年，19岁的司马麟来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一年中文系格外热闹——这个往年只有三五个新生报到的冷门专业，今年不知怎么居然破纪录地招到了12人。中文教师佟秉正、“刘太太”（YinC.Liu）、、.都忙碌起来，尽心尽力地备课教课。但尽管老师教得认真，学生也学得用功，大部分新生依然感到很吃力。首先是教材问题，当时的校方教材还是“二战”时期耶鲁大学编纂印刷的“”，书本破旧，字迹模糊，而且里面一个中文字也没有，全是拼音。更麻烦的是，这套拼音还是耶鲁的独创，与此前流行的威妥玛拼音颇为不同。书中没有对应的汉字，好不容易一节对话能够读出来，又不知道各个拼音对应的是哪个字。要学汉字基本只能靠老师写。老师们要是发点学习材料，印刷汉字又是一项大工程。当时学校有只有一部老式中文打字机，每次打印都要先装好字模，上好墨才能用，绝对是一个体力活儿。
亚非学院很重视古代汉语，大一新生学习了六个星期的现代汉语后就要开始古代汉语课程，起初是学刘太太编的《五十个中国故事》（），此后就直接学习“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这让很多学生倍感困难。
但度过最初的适应期后，学生们开始感受到这门课的魅力，其中《列子》《庄子》的汪洋恣肆、奇诡瑰丽尤为让司马麟着迷。这段时期的学习也为他终生研习古代汉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采访之前，我旁听了两节中文系的古汉语课，课堂材料一节选自《荀子》，一节选自《列子》，全部是繁体竖排版，有些在我这个中国学生看来也很艰涩。但司马老师往往三言两语，就言中窍要，将其中的难点讲解得通豁畅达。他参与编著的《杜氏古文语法》中也颇多古代中国寓言，这或许多少也是受到了当年刘太太《五十个中国故事》的影响吧。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口语、写作，这些专业课一门门上下来，经过不断努力，司马麟的中文取得了很大进步。
1968年本科毕业后，他追随来到剑桥的东方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专习中国历史。期间也兼职辅导本科生学习中文，身份开始从“学生”向“教师”转变。
司马麟一直认为学外语最好还是要去对象国进行“浸入式学习”，学中文当然要去中国，但在他的求学时期可没有这个条件。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之前，去中国的机会都极难得。受当时环境所限，司马麟本科期间一直未能负笈中国，1971年读研时去了中国台湾一星期，1976年才受邀以青年汉学家身份短期访学中国大陆，终于见识到了长城、故宫、颐和园。在返英的航班上，兴奋的汉学家们成立了英国汉学协会。该学会此后又设立《英国汉学协会学报》，定期发表中国研究的学术文章，为推动英国汉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十余载教学生涯
司马麟1971年从剑桥毕业后，即来到杜伦大学东方研究院任职汉语教师，从此正式走上讲台，这一教就是四十多年。说起杜伦中文专业的历史，司马麟如数家珍。杜伦大学作为英国老牌名校，很重视东方文明研究，1950年成立东方研究院，1952年即开设了中文专业，与牛津、剑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一起成为五六十年代英国仅有的四所可教授中文的高校。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招生规模稳步上升。据统计，21世纪初，全英申请中文、日文专业的考生，55%将杜伦东当做第一志愿。可是正当东亚系不断壮大时，却在2003年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2003年杜伦财政紧张，新任校长决定缩减开支，关闭一些院系。东亚系很不幸地位列“黑名单”之中，时任系主任的司马麟多次找到校领导据理力争，但校方依旧不为所动。直至今日，司马麟回忆起这件事依旧颇为不平，认为校方的决定太过草率。
此后四年内不断有老师离职。最后只剩下司马麟一人。尽管如此，他仍相信东亚系会回归。之后几年，他一直担任全校汉语选修课教师。正好此时已有不少中国学生来杜伦学习翻译，他便也在翻译系教授中英翻译。
东亚系关闭5年之后，果然不出司马麟所料，2012年，停摆已久的中文专业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校方经过慎重考虑，重设中文系，并入新成立的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中文系现有四位专职老师，一百多名学生（本科生约80名，硕士约40人，博士12人）。大四毕业生除继续深造外，或在中国工作，或在英国政府、跨国公司、中小学等单位任职。
说起自己多年的教学心得，司马麟认为对欧洲学生来说，汉语有三大难点——发音、声调、汉字。英国学生一般发音没问题。难的是汉语的声调，汉语有四声，每个字是几声都要背，这让英国学生很痛苦。另外，学习汉字书写也比较花时间，不过汉字美观大方，虽然笔画比较多，相当一部分学生倒不惮于练习。词汇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多练习组词的能力，学了一个汉字，只有知道用这个字如何与其他字搭配，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地学会了这个字。口语教学上，现在杜伦大学会派三年级的学生去中国，特别要求学生到那边的大学后要多上课。司马麟强调，如果不上课，学生即便身处中国，中文水平也很难大幅度提高。在日常生活中留学生基本上接触不到历史、文学、政治、经济类词汇，遇见中国人，用中文聊足球、聊音乐聊得很流畅，好像中文很好，下次遇见别的中国人，还是这些，不断重复，自身水平并没有提高。所以留学生要想学好汉语，来中国最重要的还是上课，而不是四处体验生活。
说到汉语教学，近年来的“汉语热”不可不提。目前全世界汉语学习人数不断增多，“汉语热”很可能继续“热”下去。针对英国汉语学习现状，司马麟说道，英国现在很多人愿意学汉语，其中大部分是想将汉语作为一项技能来学习，而不是一定要到大学读中文专业。要推广汉语，中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阶段，英国中学生在申请大学时都需要提供外语成绩，目前有不少学生愿意选修中文。不过要注意，在中学阶段，不要要求太高，题目不要出得过难。因为英国目前也有不少中国移民，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家就说中文，他们在学校也选修中文，考出来的成绩全是A，得A的都是这些孩子，而可怜的英国孩子只能得B、C、D，打击了他们的信心。如此看来，要进一步推广汉语，重视中学阶段，培养兴趣，适当降低难度或许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策略。
不知不觉，两小时的采访时间很快到了。离开前，我环顾了一下这间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各种汉语辞典，厚厚的一摞摞排列在高大的书架上。据说司马麟从来不用电子辞典，也基本不用电子邮箱。这一点跟国内的很多老教授可说是不谋而合。他们似乎对高科技有种天生的“钝感”，更偏爱与实实在在的笔墨纸砚晨昏相亲。反观我们年轻人，有多少人还记得上一次踏踏实实地读完一本纸版书是在什么时候呢？高科技诚然方便了资料的获取，但也分散了我们的精力，微信微博就不知占去多少时间。也许真正笃志诗书的人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要做的反而是要“慢”下来，“沉”下来，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进入“圣贤绝域”吧。
（作者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本文为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成果，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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