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孔冰欣
他是近代以来堪称“最国民”的文学家、思想家。
他亦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如果还活着，到这个秋天，已经足足140周岁了。他如果还活着，凝视着于他而言或许总是显得过于“轻松”的当下，可能沉默，也可能轻轻一哂：你们还是不要写我了罢，本是有旁的热闹的。
但我们依旧情不自禁地想趁此机会聊一聊他。在全球愈发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他依旧是效果惊人的解毒剂，可以让我们的头脑维持清醒，让我们知道，“药不能停”。
他至浩渺而至幽微，举世之博裕多元，人性之阴翳罅隙，尽付辞章，终于成就了不朽的声名。
同时，他的“天才”之外的无情、热情、柔情、温情，又让我们如坠幻彩迷宫，每多发现一面，便多生出一份“离谜底更近一层”的欣喜。
重读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重识鲁迅。从他对中国人“病症”的深刻探讨中，20世纪初那段至关重要的中国历史被触摸；从阿Q的“精神胜利法”魏连殳的“孤独自闭”中，我们一壁恐惧着虚妄与现实的高度重合，一壁矛盾地倔强地试图创造新的希望。
我们似乎走出了鲁镇、未庄、且介亭，继而转身扎进天然渴求流量、天然喧嚣沸腾的赛博海洋，兴致勃勃地为“迅哥儿”“大先生”冠上了许多头衔——毒舌哏王，优秀的翻译家、设计师、育儿专家，美食家、旅游博主、行走的大众点评……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真的了解鲁迅吗？
我们需要定一定神。
对鲁迅认识的变化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记者本人初“识”鲁迅，缘于童年的一桩“囧谈”。
某日，电视台播报社会新闻一则：有位粗心的父亲，携子同游动物园。拍照时，将男孩放置狮虎笼旁。禽兽岂辨人间律法道德？利爪伸出，幼儿登时皮开肉绽，鲜血横流。
还没读小学的我被那可怖的画面彻底惊呆了。此后连续数日，父母下班回家忙碌一番，好容易坐定了预备开饭，我总要来一段：“等一歇喫呀！我要跟你们讲桩事体。上趟的新闻里，一个爸爸带小朋友看狮子老虎，结果小朋友被爪子弄得血淋嗒滴哦，吓煞人了！……”
我的父亲忍了一周，忍不住了。伊摸摸我的头，叹气：侬小小年纪，哪能跟祥林嫂一样噜苏啊？
这怎么能叫噜苏呢？这分明是谨慎，是强调“引以为戒”。后来，我慢慢开始看鲁迅的小说了，知道了祥林嫂是谁。而看到《风波》一篇，则不免在心内暗暗“回击”父亲：哼，说我像祥林嫂，我看你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不也是你常说的么？
再后来，幼升小、小升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藤野先生》《孔乙己》……一篇篇的课文，让迅哥儿的面貌变得更加的清晰、鲜活。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大抵都是在语文课上被“后园墙外两株枣树”的周树人残酷征服的，他们两股战战、瑟瑟发抖，做相关阅读理解题的时候，常暗暗向天发问：既生豫才，何必生我？！
再再后来，喜欢读鲁迅的，情愿追着大先生的身影一道进入救亡与自强的时空，一道在讥诮里寻天真自刀丛中觅小诗；一道《呐喊》着《彷徨》着；一道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故事新编》，游戏笔墨；“二心”“三闲”，沧海明珠。我们已然明白了医人先医心的道理，2021年的一部《觉醒年代》，更通过影像的语言，让狂人以笔杆为手术刀，瞄准要害沉着出击，锋芒毕露。在该剧有意打造的“端水大师”“火锅匠人”“麻将爱好者”等一众学界诸君的特色人设里，“傲娇本娇”毫不示弱，异常抢眼。
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专业研究者，还是对普通坊间读者，鲁迅都是可资利用的绝佳材料。他的现代启蒙价值与文学价值几乎合二为一，这就导致了一直以来，他是被反复地、多面地，甚至是相悖地、大众化地给解读了。而鲁迅逝世之后，国人对他的若干认识上的转变，倘粗略归纳，可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起先（1936.10-1976.10），鲁迅不断地被笼罩上政治色彩，乃至被搬运到神坛之上。像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在他们长身体、学知识、三观初步形成的岁月，主要受到《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的影响。
尔后（1976-2000），动荡的十年渐渐远去。鲁迅不再纯粹是八面威风十分凛冽的革命的神祇，他被人们从政治框架拉回文学和思想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一个更日常、更生活、更平凡的鲁迅被发现了。
而今，关于鲁迅的研究，在现代学术撰写体例下，早已变得越来越精细，一些重大的突破，基本宣告完成。在此情形下，倒是涌现了许多极个性化的围绕鲁迅的讨论。这些讨论的主体人群，不是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是互联网上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相较于探索作家的生平与他的思想变化过程，确立一个诸如“鲁迅与进化论”“鲁迅与尼采”的严肃课题，或是干脆直接、系统地阅读原著，大众仿佛更关心起作为“斜杠青年”的鲁迅的各种趣闻轶事、冷门掌故来。譬如，他称得上是民国数一数二的平面设计高手，亦为当时版画界的收藏第一人，晚年还曾大量搜购浮世绘作品。“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葛饰）北斋，现在则是（一立斋）广重，其次是（喜多川）歌麿的人物。”譬如，从他的字里行间，我辈吃客能迅速察觉到他其实很有美食家的潜质。“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顺斫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戛剑生杂记》）“朱蓬山、钱玄同来。张协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1917年9月30日鲁迅日记）“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马上日记》）“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桂花白糖伦教糕，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零食》）
譬如，他专门钻研过脏话学，曾写了奇文《论“他妈的！”》，精心考据国骂的悠久历史。譬如，他的N场火力全开的论战，是不是凸显了他的多疑和激烈？譬如，章衣萍出版的《枕上随笔》说，鲁迅为了相思树“和猪斗过”（划重点：请高度注意“相思”二字）；而此前一年，“广平少爷”的“嫩弟”（再往后，互相的称谓还将进化为“嫩棣棣”“小白象”“小刺猬”“小莲蓬”……）介入“女师大风潮”，种种亢奋表现，让钱稻荪亦不免“吃一惊，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譬如，鲁迅有个“宴之敖者”的怪笔名，据云其含义是：“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陈潄渝《再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
他跟朱安“不圆房”的婚姻，他对京剧、中医等等有偏见，他属于第一批报名学习柔道的中国人，他会为了老母亲去买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美人恩》，他在海婴身上倾注无限宠溺……大先生恰是一片大大大大的瓜田，散发着芬芳浓甘的致命诱惑。
当然，最近这几年，鲁迅痛斥“资本家的乏走狗”，或更为大众所津津乐道。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一种智慧，他的文学和思想，是中国人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他是一种政治，关注“奴隶”“奴才”，愿青年人摆脱冷气，不装睡、不弯腰；他也是一种生活，斗士的刚性之外，不乏活泼的美。也许，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鲁迅被人们“塑造”成什么样。
一个“世界人”的树人
鲁迅研究知名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人们对鲁迅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他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接受，便是复杂的。你去看他学生的回忆录，看当时报刊对他的报道，包括他自己收藏的一些来信，我们可以发现，既有对鲁迅五体投地的崇拜者，也有平视之的，更有素昧平生却信口开河的……我认为，单纯地奉鲁迅为神，或是觉得他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都算是认知的偏误。我想说，迄今为止，我们对于鲁迅的了解，仍旧是不够充分的；有很多东西，是大家不甚了了却又很重要的。”
郜元宝举例，“鲁迅花了大量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翻译作品和个人著作的篇数对比几近1:1。一般爱好鲁迅的读者，对他的翻译作品看得大概比较少，但是，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如果你不同样去深挖他的翻译作品，就很难进一步理解他的创作。鲁迅很重视翻译，认为翻译是运输精神食粮的航道，航道堵塞了，恐怕大家是会饿死的，会‘由聋而哑’。顺带一提，就我所知，‘精神食粮’这个说法，就是鲁迅在谈翻译的时候使用的概念”。
“另外一个，拿来主义。鲁迅甚至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盗火。翻译的经验及感悟，‘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我讲这一点，是想强调，鲁迅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些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到了鲁迅这一代，我们通过其翻译作品，其对各国文化的接触，可知何谓文化的巨人——吸收更多营养，原创愈加丰富。从前，有观点以为，鲁迅的翻译作品，常注重弱小、被压迫的民族；但我后来发现，这主要是他和周作人编译《域外小说集》时候的状态，我们不要忘了，注重弱小、被压迫民族的同时，鲁迅也关注着欧洲，包括意、法、德、英等国以及美国的文学。所以，他是一个和世界文化潮流息息相关的、开放型的现代中国作家。他挥着毛笔、穿着长衫，但实质上既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更是一个世界人——在此层面上，我们对他的了解是不足的。”
“世界人”鲁迅得到了世界人的推崇。1937年，日本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全集”出得比中国都早）。20世纪70年代以来，竹内好翻译的《藤野先生》，先后被筑摩书房、三省堂选为“高中国语教科书”的现代文课文。仙台市博物馆则立有一尊鲁迅雕像，傲岸睥世的样子，与人们印象中的他别无二致。雕像旁高达4.5米、重约10吨的鲁迅纪念石碑，碑名由郭沫若题写，建于1961年，“是中日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互相敌视的年代”。日本文学界颓废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治，亦曾写过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传记式小说《惜别》，竹内好气愤于小说败坏了鲁迅形象，是太宰迎合了日本当时内阁情报局的需要，但剧作家井上厦却觉得这是他最爱的太宰作品，太宰把鲁迅写成这样，盖因“非常喜欢鲁迅”。
喜欢鲁迅的外国朋友可真不少。1926年1月12日，罗曼·罗兰即给《欧罗巴》月刊的负责人L·巴扎勒热特（L．）修书一封，内容是积极推荐《阿Q正传》：“我手头有件短中篇（长的短篇）小说的稿，作者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小说家之一，把它译成法文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文本的年轻译者敬隐渔。……你要不要读一读这个中篇的译稿？否则，我将另找门路。请您在《欧罗巴》发表它吧！……”
1936年，普实克（，；布拉格学派创始人之一）着手将鲁迅的作品翻译成捷克语。应普氏之邀，鲁迅在逝世前3个月，带病撰写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在序言中，鲁迅表示：“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1950年，由普实克领导的捷克文化代表团访华，他和其他捷克汉学家亲手挑选了2.7万多册中国图书（部分为中方礼物）带回国，并在捷克社科院成立了“鲁迅图书馆”。
郜元宝补充道，“我们还有一个国际鲁迅研究会，疫情之前每年都开。各国学者对鲁迅的了解，那简直……！记得有一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主任寇志明（Jon von ）教授，一出口就能背诵鲁迅的旧体诗，一出口就是鲁迅文章里的典故，堪称‘技惊四座’，众人不得不折服”。
天才的自信与谦虚
在郜元宝眼里，鲁迅是一个谦逊的天才。“鲁迅说过，‘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他号召大家做泥土，他是低调、踏实、不说豪语又不卑不亢的。他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把‘认真’的态度看得很重要——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用十二分的力气去做。他确是严格的、是完美主义的，但他又很幽默，智性的表达自然流露。”
而鲁迅骨子里是自信的。“许多人对鲁迅有‘整日批判、指手画脚’的刻板印象，其实鲁迅不仅自己很自信，对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也是很自信的。那么多的文明古国成了‘影国’，而中华文明历经异族统治、外敌侵犯，仍绵绵不绝，还不能说明它的伟大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大概是鲁迅唯一一篇挺‘豪语’的文章——‘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由此便晓，鲁迅不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
郜元宝说，鲁迅的自信，亦体现在他的“统一、不撕裂”上。《破恶声论》曰：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褂，攻击迫拶，俾之靡聘。《看镜有感》云：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自信，其中就有文化自信。研究鲁迅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在于，探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大家始终模棱两可，没有达成相当的共识。过去有人称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恕我无法接受。我认为，五四百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洗礼，何以偏用‘断裂’视之？近现代很多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用白话文，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观念完成的。五四是文学革命，也是一座桥梁。如果你非把鲁迅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那是既不理解传统文化，也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理解中国的文化自信。”
作为鲁迅的弟子，冯雪峰曾撰文，将老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人相提并论。鲁迅看过后，虽笑着说此言过誉，必招骂声，但究竟没有把话删掉。郜元宝感慨，鲁迅不是狂妄，他知道自己的分量。“他的精神世界是宏大的。你看他和萧伯纳的合影，站在1米8的萧伯纳身边，形态上显得的确矮了。可那又怎样呢，他的内在的气品是高的，是一贯不输人的。”
说起外貌来，横看竖看，鲁迅从来都不是俊俏郎君。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许广平用了将近三大段文字，描述爱侣之平平无奇。说他走在街上，无论面貌、身形和衣着，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假如有人淡淡地扫一眼，得到的印象是，旧时代里一个迂腐、寒伧的人，一个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人，甚至于“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第一次去内山书店的时候，因衣着“似乎还带些寒酸相”，店员差点把鲁迅当贼防，怕他偷书（当时偷书的事时有发生，还有人从精美的画册上偷偷撕下插图）。结果，看来不像会买书的人，居然是大主顾呢！
鲁迅本人在《再谈香港》一文中，亦活灵活现地记述了“手执铁签”的“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在检查行李时的嘴脸。“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此后的诸般细节，类似影视剧里司空见惯的鬼子、汉奸搜检民众的镜头。事情过后，船上的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他对鲁迅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
到底是像鸦片鬼，还是像大文豪，或因交往过程里个人主观感情色彩的变化而变化。内山完造描写鲁迅的姿态，“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增田涉形容，“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萧红的观察最细致、刻画最传神：“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1933年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的记者原田让二的《中国旅行见闻》中，有对晚年鲁迅形象的记录：他面庞泛出青色，两颊皮肤松弛，一望就让人生出疑虑：这恐怕是个抱病之躯吧。但他以清亮的声音操着漂亮的日语轻松谈论各种话题，又令人难以相信眼前竟是一个身体极度疲惫的人。他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瘦小的身材，穿着海蓝色中式服装，戴着半旧的中折帽。他不太喝酒，却烟不离手。常常低着头，偶尔笑一下时，令人感到他的落寞。
这应该是不那么带情绪的、比较客观的叙述了。鲁迅算“好看”的吗？答案是：真正读懂了他的文章、靠近了他的人，你会忘了他所有的“不好看”。
历史会给他“做加法”
“我们对鲁迅的接受度，是会与时俱进、与日俱增的。对一个伟人的历史评价，不争一日之短长。历史会给一些人‘做减法’，给‘另一些人’做加法，我觉得历史显然是要给鲁迅‘做加法’的。”谈及鲁迅的创作生涯，郜元宝如是说。
郜元宝认为，不能割裂地看待鲁迅的作品。我们固然可以细分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歌，但是，其间包蕴的精神脉络，是浑然一体、不可单独抽离审视的。“他的气质，是不太适合写白话诗的；而他的《野草》，倒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诗’的文体；他的杂文和小说呢，也是充满着诗意的，是可以吟诵的。上世纪30年代就有说法，鲁迅是战士和诗人。他符合诗人的条件：想象丰富，感情充沛、文字有韵味。那么说到他标志性的杂文呢，其实是能归类到散文里去的——你不能说《朝花夕拾》是散文，他的杂文就不是散文了，只不过基调不甚相同而已。周作人和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郁达夫称恨不得一本书编成周氏兄弟专辑，可见当时是将中国新散文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后来，李长之写《鲁迅批判》，把《野草》直接当散文来看……我们现在讲的‘杂文’，指的是狭义的、短小锐利的政论文。可鲁迅自己是不这么认为的，广义上的杂文，就是广博、就是杂。你去翻阅他的杂文集，并不是每一篇都在辛辣讽刺、针砭时弊、影射政治，也收录了很多俏皮的、智慧的、学问性的文章。比如，他把自己翻译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收在《二心集》里。《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以及跟日本学者讨论《大唐三藏取经记》出版时间的论文，他也都放在杂文集里。”
关于“鲁迅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长篇小说，矗不起来”的质疑，郜元宝颇不以为然。“不要求全责备。回过头看，五四以后才引入近现代长篇小说的概念。以前，（中国的士大夫）大多是不怎么重视小说的。根据从《文选》到《古文观止》的‘入选门槛’可判断，国人推崇的是经世致用的美文，如《出师表》《报任安书》等，都是既在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又文采动人、情理交融，因而传诵千古。就这一点而言，鲁迅的杂文，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学是相通的。他的杂文包罗万象，与古代的散文、小品文联系紧密，而其篇数繁多、文体灵活处，似乎又是古人所不及的了。更有学者说，当下一些网络评论文章的风格，就是走了鲁迅的杂文的路子。鲁迅写杂文，常搜集报刊上所登载的时事新闻为素材，不啻一种‘跟帖’，离不开当时最强势社交媒体的助推。他的短兵相接，机敏睿智，‘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使得他的杂文永不过时，越来越让读者喜欢。鲁迅没有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固然遗憾；不过，文学评价的标准理应多元，他的非凡成就，不因此而受损。并且，据我所知，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动笔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冯雪峰就回忆，老师计划写一部讲述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可惜啊，天不假年，鲁迅55岁就去世了。我相信，以他的才能，只要时间允许、健康状况允许，他的长篇小说，是不一样的，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最后，郜元宝总结，从接受美学的规律看，接受的主体、接受的环境影响接受的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被接受的客体，永远是“沉默的发声者”。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接受者的声音，盖过了被接受者的声音的情况——但是，尽管历史很像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可以被任何人诉说，历史还是历史，鲁迅还是鲁迅。研究的观点有变动，研究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可研究的风尚是持续的，于是便造就了某种永恒的东西。
郜元宝欣慰地看到，现在涌现出一批年轻的鲁迅研究者，“不得了”。“别的不说，他们的外语很好，有利于他们在跨文化、跨语境的领域观照鲁迅。鲁迅精通日语、德语，如果你想更深入地去研究他，其实也应该精通这两门外语。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这方面都很欠缺。我想，将来，那些外语很好的年轻学者，应该会让鲁迅研究的水平，越来越高。”
可是，历史会有出人意料的转折吗？郜元宝也有他的忧虑。“比如，《百家讲坛》全盛时期，大讲特讲古代皇帝、古代文化。学生们‘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调侃，有段时间同样甚嚣尘上，好像鲁迅已经淡出了。岂料，进入融媒体时代，鲁迅又以融媒体时代特有的方式归来了。有人喜欢他的书法，有人喜欢他的金句，有人喜欢他的设计……以前谈及鲁迅，确实也曾带有很强的导向性过；但现在的泛泛的或是实用主义的喜爱，则让我觉得，像所有经典的作家一样，鲁迅应当享有他该享有的位置。”
今天，我们重读鲁迅，认识鲁迅，不妨品一品他的《“立此存照”（三）》（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郜元宝表示：“自做工夫，这四个字是顶要紧的。去做一个淡定的、有涵养的人吧。我觉得这是鲁迅临死的时候，给中国人留下的平实、善良的劝告，是顶朴素的大道理。”
记者写到这里，本文已然是快要接近尾声了。蓦地，竟很是企盼迅哥儿能从书里跳出来，递上以他的文字酿就的后劲很足的烈酒，深夜时分，一浇胸中块垒。回望他的一生，夹在一个秩序混乱、心灵破碎的祛魅的俗世，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大多数人要么“纵欲”要么“虚无”，而前者只是激越幻觉，不敢正视愿景破灭的事实，后者只是虚脱挫败，不敢站在废墟瓦砾中有所坚持。鲁迅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十年潜伏期阅读了大量佛教经典，德国尼采式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俄国的虚无主义作品，以及老庄和魏晋，也都融入了他思想的底色。是以，鲁迅后来看透了人性的本质和历史冷酷的自循环逻辑，于麒麟皮下见马脚，于曲意恭维中见杀机，于平庸里见恶，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一瞥深渊……但是，和“章疯子”一样，鲁迅心里，亦有一道总是不肯灭的明亮的光。章太炎后来退出政治，在苏州讲习国学，彼时，王仲荦是其门下学童，每天听先生讲训诂，章自己都讲得昏昏欲睡。然听到街上报童喊号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学生买报来，边看新闻边侃侃而谈时政——他的内心深处，还没有熄灭革命之火。而鲁迅早期的文言文章《摩罗诗力说》里议论拜伦，“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何其耳熟哉！有哀有怒，便是有关怀、有牵挂，为自己负重“唤醒”的艰难使命。“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善感，冷漠，温宁，狠戾，不过今日一支笔；
惊喜，痛泣，和煦，嗔怒，不过千面千人语。
当年身畔疾风骤雨，沧桑缭乱；
此际窗外无云无月，星河天悬。（记者 孔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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