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已过完，开学喽！整整一百年前，长沙开学季后不久的新学期里，忽然从北方传来一个消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了。
毛泽东、陶菊隐、左舜生、文斌、邓介松……他们当时都在长沙认真读着书，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长沙，当长沙也开始了这场“低烈度的革命”，他们开始“睁开一双双怀着梦想的眼睛”……
壹毛泽东想借雨鞋去武昌投笔从戎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三天后，住在长沙营盘街湘绮楼的王闿运就从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
那时，整个长沙城的人们都竖起耳朵倾听北方传来的革命消息，张着嘴巴传播从武汉传来的好消息或坏消息，甚至是谣言。
时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学生邓介松在回忆录中说：
“辛亥革命爆发了，学校自动停课，激动的学生终日鹄立在湘江边长沙关码头，守候从汉口开来的轮船，打听消息，抢购报纸。碰巧我遇见一个相识的乘客。他的网篮中包裹用的报纸很多，而且新的居多。我们用好纸换取了做包裹用的报纸，跑步回校，集体传阅，并摘要抄下张贴。当时大家极关心湖南几时反正，我们已无心读书，终日在外奔跑，到处打听。”
当时，长沙街头摘抄报纸张贴和发送传单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
有的传单就写几句话：“请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无良心，你愿当亡国奴吗？请加入救国运动。”这种新文体的传单，有时也塞给维持秩序的警察，有的警察收到传单，也大受感动。
不过，更多传单是关于武昌起义消息的。当时长沙军警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出了许多维持治安的告示：“倘有乱党敢于聚众煽惑，不服制止，准其格杀勿论。”
但是街头不但发传单的人越来越多，还涌出相当多的演讲者。长沙南门口闹市、玉泉山庙会、火宫殿戏台前的警察，把东头的人群驱散，西头又聚集起来，累得满头大汗，一些警察竟对演讲者苦苦哀求：“老爷们！请你们走远一些，不要使我为难。”
当局害怕发生前一年乱民焚毁学校的事件，所以派巡警保护学校。王闿运嘲弄道，去年是“乱民”仇恨学生，此时是学生仇恨满人，大不同也。
毛泽东就读的湘乡驻省中学（在今五一广场东北侧）不知道当年是否派了巡警看守，但革命党进了学校，却显然没有警察理会。
1936年，毛泽东对前来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生活时说：“一天，有一个革命党人，经校长同意，来到这所中学，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有七八个学生当场站起来支持他，激烈地抨击满清，号召行动起来建立共和国。这位革命演讲家，是黎元洪的一个官员。他向这些情绪激昂的学生演讲时，场上静悄悄的，人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
这次演讲的四五天后，毛泽东觉得武汉正在进行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他决定投笔从戎，他从同班同学手中筹到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需要穿雨鞋，毛泽东又去找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位朋友借雨鞋。但他在铁路旁，却被防守的士兵拦住，不能往前，于是他穿过一个城门，折回城门，站在一处高地观战，一直看到衙门上升起了“一面白色的大旗，上书一个‘汉’字。”毛泽东返回学校，发现地处新安里的湘乡驻省中学已在军队控制之中。
贰发生在长邑高等小学校的“剪辫风波”
长沙光复那天，天空出现日食，甚至“午后见月”的天文现象。王闿运在日记中特意记下这一笔。
同时他老人家记录道：早饭后，立于门前，听到军人的吆喝。此时新军已围住巡抚衙门，未经猛攻，即唾手而得。不久，“满城白旗，商民安堵，颇有市不易肆之概。”
但，当年的学生在以后的回忆中，却几乎无人提及日食的事情，他们眼中看到的辛亥革命景象是长沙满城当街剪辫子。当年在长沙顺星桥曾子庙创办《大汉民报》的刘苾称：“我的辫子是在反正这天就剪了的，剪辫之后，还同几个热心朋友一起，当街拦住路人，一刀剪掉他们的辫子。”
后来成为大记者的陶菊隐，在辛亥革命那年跳级成为明德中学初二学生。他说：“剪辫子是光复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当亡国奴的明显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每每引以为乐，受者亦或啼笑皆非。有些遗老和顽固派害怕没有辫子见不得皇帝，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头发全部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躲过一劫。”
不过，当年还没有女子剪发风习，女子剪发到1926年大革命时期才盛行。陶菊隐说，辛亥革命在长沙爆发后，即发生个别女子主动剪发的事情，在新开门（兴汉门）内创办的衡粹女校，有女学生周永祺组织“妇女剪发会”，开始剪发，并向新成立的政府呈请立案。当时的民政长刘人熙斥责：“女子剪发，不中不西，不男不女”，并勒令周美女必须蓄发，恢发原状。
男学生剪发在长沙光复前，其实早就发生了，但只到辛亥革命长沙反正，才形成正式文件，规定男人必须剪掉辫子。
毛泽东早在长沙反正前，就已在湘乡中学搞了剪辫运动，不但剪了自己的发辫，还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剪了十多个同学的发辫。
其实，早在1911年初，长沙城内学生们的偶像、著名湖南立宪党人罗峙云（即罗杰），在北京就公开剪掉辫子，声称要断发易服改制，并且做了一首告别辫子的诗，不少报纸进行了报道，轰动全国。
长沙北门荷花池泐潭寺内开办的长邑高等小学校（即今天省妇幼后的荷园）内有3名年纪最小的学生柳大纯、曹应生、舒之璋，从报纸中读到偶像罗杰剪辫子后的第二天，就把头上的辫子剪掉了。该校守旧的黄校长宣布开除三位学生。当时该校高小毕业班小学生左舜生等为了援救他们，在晚上就寝前，把寝室门上锁，召集全班会议，不到10分钟，四十几条辫子全部剪下，无一例外，学校当局十分惊慌，认为闯下大祸。第二天午后，长沙劝学所所长左学谦（就是湖南著名湘剧表演家左大玢的父亲）被请到学校，召开全班同学讲话，左学谦当时穿一件章绒马褂，态度很从容，他对这群小学生说：“辫子不是可剪不可剪的问题，只是迟剪早剪的问题。罗峙云先生我很佩服，我自己这条辫子也觉得很讨厌，听说你们这班的成绩不坏，学校也没有意思处罚你们，下学期你们就要毕业，更要加倍用功，不要看见报纸上有什么消息，就随便乱动。”
辛亥革命爆发，长沙反正，左舜生和他的同班同学们发现黄校长在革命后依然没有剪辫，只是把辫子盘在头顶，“我们非常愤慨，第三次又用群众的方式，终于逼着他剪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胜利。”左舜生在《清民之际的长沙》一文中回忆了他的这段辛亥革命的经历。他说，那一年辛亥革命长沙反正后不久，他们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在这样一种纷纷扰扰的时局，我记得我们毕业的考试和典礼，都是相当草率的。”
叁青年学生在革命后的都督府“尽义务”
辛亥革命的长沙反正，几乎是“兵不血刃”取得政权，仅杀了三个官员一个抢劫犯。
不过，就在长沙反正当天，匆匆通过击掌在咨议局中“选举”出来的湖南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都是没有什么行政经验的年轻人。
他们遽然掌握政权，几乎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人事安排也是临时凑合，不讲一点套路。
乱哄哄之中急需有人来做事。当时长沙城内一批还在读书的高年级学生除了投身新军的外，不少人主动和自动到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帮忙做事，并且“大家吃自己的饭，办大众的事”。
不过，当年的《长沙日报》发表评论，反对当前政府行政人员靠年轻学生“尽义务”，报纸评论认为，当前正当“非常时期”，应当请“名角”、请“内行”出来“唱大戏”！
在辛亥革命长沙反正那天，湖南实业学堂矿科就读的一位叫文斌的学生，正呆在学校读书。当年湖南实业学堂矿科属新学种，教师中有英国人和美国人。
忽然就有一个青年警士通过学堂传达在教室中找到文斌，他手持一条形似从前军队中值星员所带的五尺长、五六寸宽的白竹布带子，正中钤有“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交涉员”的木质关防印文。
警士告诉文斌说，新选出来的都督焦达峰派他当湖南都督府交涉员，并将白布交给文斌佩戴，并说门外备有马匹，要他马上前往都督府。
文斌在都督府见到时任都督府参议院参议员的族兄文斐，方知他的职务是族兄介绍的。族兄带他去见焦达峰都督。焦达峰蓄八字胡须，态度和蔼，笑容满面，指示文斌马上赶往英国、日本等各领事署和长沙关税司，以及美孚、亚细亚等大洋油公司，要文斌告知这些外国人和外国公司：“我们湖南反正，是推翻满清王朝，对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一律保护，要他们转知所属侨商，照常安居营业，不要听信谣言无故惊忧”，焦达峰并叮嘱文斌照此传达，不要多言。
大专生文斌马上赶往各处，以交涉员身份传达都督意旨，各英、日领事署，都有译员在座，文斌除对日本领事用汉语传达外，其余各处都是用英语传达，每处只坐谈片刻，他们皆答称照办，并无骄傲抗拒表现，且都对文斌款待周到。
十天后，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后，这才成立外交司，司署设在盐道街，著名立宪党人粟戡时任司长，陈体泉任次长，年轻学生文斌被安排任翻译科科员，数月后，调任实业司任一等技士。
肆新军学生军一营先成立后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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