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包背着一个塞得满满的黑色双肩包，背包一侧装着一瓶她亲手做的酸辣酱。她要把这瓶酱料带给她的爱人。
她行动干脆利落，快速穿过车流和人群。没有人知道，她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几乎不识字。在她幼年时，上学的机会是她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不过很快就失去了。在她生活的苗族村寨，她的姐妹从未上过学。
阿包一直很想认字，却很少有写字的机会。她最难忘的是，她20多岁时被人贩子拐卖后逃回家的途中，在北京和武汉的收容所里，有人叫她签字，她害怕写得不好，没人送她回家。
两年前，年过五旬的阿包通过手机上语音转文字，誊写出一本叫《阿包》的书。最早产生写书的念头，是她被人拐卖逃回贵阳之后，她想告诉两个女儿，那些日子她是怎么过来的，希望她们懂得她经历的生活，不再重蹈覆辙。
“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对着手机，一定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特别。”帮阿包出书的出版社编辑涂涂说。
阿包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像我这样卑微的生命
如果不是阿包写出来，她的女儿小菊永远也不知道母亲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风暴。
小菊知道的是，1968年，阿包出生在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县固鲁村。阿包的母亲在她8岁时去世以后，继母带来了四个孩子，家里人口变多，而粮食不够。阿包饿肚子时只能忍，没学上时忍，干活苦累时忍。小时候她一心想读书，她可以认字，可以不用干那么多苦力活。
这是阿包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张相，当时她大约5岁。左起：哥哥、妈妈、姐姐，阿包、爸爸、舅舅。
为了赚两块八毛钱的学费，阿包挑红薯藤到街上卖，到山上割草药、采茶卖，但很快她上学的希望落空了。她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而她赚来的钱只能补贴家用。
后来，20岁的阿包嫁给大自己18岁的煤矿工人老赵。老赵离过婚，和前妻有个女儿。阿包又生下两个女儿，加上老赵的母亲，一家五口人生活在一起。阿包一直拼命挣钱养家。
20岁这一年，阿包嫁给了大她18岁的煤矿工人老赵。
关于阿包的内心世界，女儿小菊并不知道。刚开始，阿包也担心这些经历写出来，女儿们会感到难为情，但女儿们宽慰她说，没关系。
阿包写完后，小菊看了她的手稿。她第一次看到阿包详述自己的经历，加上细腻的内心独白。其中，最让她觉得难过的是阿包从河北一路逃回贵阳的经历。在小菊六岁的时候，她有些许记忆，妈妈有很长时间没回家。
27岁那一年，阿包到贵阳人才市场的街上找工作，有人跑来问她是否愿意跟着出差送点东西，大概三天后就能返回，能拿到几百元的报酬。这人让阿包送的东西像一个金黄色的小青蛙，说是黄金，让她拿好。
阿包当时稀里糊涂，觉得是一份不错的差事。坐上火车之后，经过三天的路程，她被带到了河北的一个村子，才知道自己被人卖了。
她一心想逃回家，回到孩子身边。逃跑的动力驱使她冒险试一试，那是1995年，她想尽办法逃出了那个村子，坐客车到北京，又在收容所里待了一两个月，才乘火车回到贵阳。
当她到家时，看到的却是老赵和前妻在自己家中。小菊再次见到妈妈时，妈妈说，她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了。
阿包没有离开老赵，因为老赵赶走了前妻，最终选择了她。两人又决定重新挣钱把家撑起来。后来老赵得了肝癌，阿包一直照顾到他去世。
逃回家的阿包除了在妇幼保健院当护工之外，她还给二十多家人打扫卫生。那时阿包30多岁，早上5点起床去医院拖地，从医院下班后，她还去打扫两家人，回家大约晚上10点。两只手天天泡在水里，但每月能挣两千多块钱，成为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阿包在书中写道，我并不害怕贫穷，最怕的就是被人打被人歧视……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干完活回家路上，有时她想，人为什么要那么苦？但转念又想，人勤快还是好的，每个月都有收入补贴家用。两个女儿读到大学，家人生病花钱，这些事她没借过一分钱。平时吃简单点，少花点，老赵喜欢喝点小酒，没有钱买花生米，就买黄豆，炒一碟就可以。
小菊记得小学时，周末常常乘坐公交车从郊区到市里，跟着阿包去打扫卫生。她看到阿包每次去别人家里，每走一步路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把雇主家里的东西碰坏，一根头发都不敢掉地上。
有一次，母女三人到一户人家里打扫，房子是三室一厅，刚装修好，地上全是灰尘和垃圾。两个女儿也帮阿包打扫，但是阿包说她们没做干净，就重新打扫了一遍。小菊问，这样我们两个不是白做了吗？阿包说，打扫一点不能马虎，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下次他们就不找我们了。那天她们从早上打扫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
小菊对阿包说，妈，你一天累得很。她说，能养活这个家，就不累。她试着去理解母亲，阿包生活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导致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安全感。阿包说过，人手里没钱，心是很慌的。
上大学的时候，小菊的很多同学都是靠父母贷款上的大学，毕业后还在挣钱还贷款。她突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她的学费和生活费，阿包都直接拿给她，从未让她觉得自己生活在贫困中。
小菊从阿包身上学会的是，靠自己一直努力地生活。大学毕业后，她开始做晚托班，从来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一天。
阿包取自她的苗族名字“包里给”，“包”是路边生长的一根刺的意思。阿包出生在一个长刺的季节，路边长满带刺的草，父亲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从此以后，她像一根刺一样，一头扎进生活里。
像一根刺，扎进生活里
“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却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
阿包写下的这些文字和涂涂以往看过的都不一样，“像在控诉命运，却又真实。”
2021年，阿包写好后，潘年英帮她改了一遍错别字，就拿给出版社。潘年英是阿包现在的丈夫，比她大五岁，她叫他潘哥。按照出版社的建议，他压缩了一半的内容。出版社的人认为文本还不行，太口语化了，应该文学化一点。在这点上，潘哥并不同意，他很坚持，说如果文学化，就不是阿包写的了。
虽然他之前就反复听阿包讲她的故事，但当这些故事变成文字后，他仍一下子被带了进去。
潘哥又联系其他出版社。2021年，涂涂收到一个书稿，是同行转给他的，说这个书稿很有意思，但是达不到传统的出版要求。第一个编辑拿到稿子的时候，从第一页就开始改动了，“因为他觉得开头像流水账一样”。涂涂说，但编辑改了几页之后就停下来，把全书读完之后，又把改过的地方，改了回去。“他发现不能改，或者说改不动它，会觉得力量就消失了。”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阿包的书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让涂涂想到人类古早的口传文学传统。
“她没有经过文学训练，连字都不认识，跟我们习惯的文学阅读不同，有很强烈的异质感，甚至开头会让人有小小的不适感。”涂涂说。
但是当他读完第三页后，他确信阿包讲故事的能力非常强。他记得阿包写道，她12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为了上学，她自己想办法赚到两块钱的学费。二年级时被迫辍学，原因是女孩不能上学。“这种命运的无奈压在一个小女孩身上的重量，和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无法抵抗的无奈立刻全都涌现出来。”
看完后，涂涂有一种感觉，它写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挣扎，以及一个人经历了命运的重压后，没有放弃，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善意，最后她活出来了。涂涂决定要出版这本书。
刚开始写的时候，阿包没想过能出书。因为此前的出版社一再要求修改，潘哥有些沮丧地说，你这个书还很难出版。阿包说，不出也好，反正全是狼狈的过去。但是潘哥说，那不会的，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有意义的。
阿包曾经告诉潘哥，她16岁进城打工，靠卖菜为生，后来嫁给老赵，相继生下两个女儿。老赵的工资不高，家里本来一贫如洗，但在他们生下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因为超生被罚了款，家具都被搬走了，连大女儿小菊的存钱罐也被拿走，害得小菊整整哭了一个礼拜。
16岁的阿包曾在潘哥家里当了两年多保姆，带小孩、洗衣服、买菜做饭都是她做。他知道她善良勤快。她经历结婚生子，照顾生病的丈夫、哥哥、父亲，又相继送走他们。
17岁，阿包来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带孩子。
听阿包讲述她的经历时，潘哥很多次掉下眼泪。而且，他会在心里暗暗发下誓言：只要阿包不离开我，我就永远也不会离开她。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保护她，不要让她再受苦，我要让她在晚年能品尝到做人的尊严和幸福。
曾经有一次，当阿包讲起她的故事时，潘哥说，阿包你太苦了，你可以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潘哥想到的是，一个小人物从上世纪80年代走到今天的故事，有很多时代的信息，他想把它写成小说。当时他在湖南科技大学教现当代文学，后来也教人类学和摄影。
但他一直忙着，这想法就搁置在那儿。有一天，他突然看到阿包坐在桌子前，写什么东西，他还觉得奇怪，阿包不识字，怎么会写东西？
阿包说，女儿小菊告诉她，手机有语音转文字功能，她先对着手机讲出来，转换成文字，再一个字一个字誊抄下来。抄完她又继续对着手机说，继续写。
潘哥走过看了一眼，所有汉字密密麻麻地抄写在本子上。阿包不懂得分段，也不懂得使用标点符号。不过，潘哥惊奇地发现，她的字居然写得很不错。可以说，不逊色于他教授的那些大学生。
阿包是悄悄去超市买的信笺纸。潘哥拿给她几个笔记本，说信纸不容易保存，笔记本有塑料包装壳，要耐磨一些。后来她就用潘哥给的笔记本写，写了好几本。那段时间里，只要一空闲下来，阿包就坐在书桌前，埋头写字。那时她还把小菊的女儿、一岁的外甥女带在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了，安静了，她就开始写。
记得住的过去，她全部说出来，“可能也有些记忆漏掉了”。阿包说，衰老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当我们正在努力回忆某些事情，而且几乎差一点就能够全部想起来的时候，却总也想不起来。
湖南的校舍里，书房里只有阿包和潘哥两个人，他们一人一张书桌，各写各的。手写速度慢些，潘哥想教她在电脑上打字，但阿包不认识拼音，学了一段时间始终学不会，就还是用她的老办法。
“一个没有读过书，也没有跟文字有过任何交道的人，当然是不会写作的。”潘哥刚看到她开头写的那段文字时，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他对她说，你不用每一句话都要讲“那时候”。
半年之后，阿包把她记得的故事写完了。潘哥拿到打印店里打印出来，再来校对和修正。他帮她删除了一些“那时候”。但后来他发现，其实不删也是可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才是她的风格，“而这样的风格恰恰可以跟成熟作家们的文风相映衬。”后来他尽量保留她的文字风格，不删改她的句子，只帮她分行和断句、纠正错别字。
阿包写下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潘哥常常看到她眼泪汪汪的。“这书中的故事，是她个人生命史的真实记录。”
“她从农村进入城市后的那种努力和挣扎，以及所面临的种种生活困境和出路，一点也不亚于一部严肃的人类学田野志的书写。”潘哥说，而从文学的意义上讲，一个文盲朴实无华的文字，也严重地挑战着那些酷爱修辞和迷恋形容词的作家群体的文本。
用语音转文字写了一两年后，阿包慢慢发觉认识的字也越来越多。最近，她又用同样的方法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她在医院做清洁时看到的故事，以及她和兄弟姐们的故事。
潘哥发现，阿包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这种冲动不是面向社会的，她想留下点什么，让女儿们知道她这辈子走过的路。
在母亲的经历中，小菊看到了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母亲只是一个普通女性，但“却总有一股向上的生命力”。
从抵抗命运中活了出来
阿包说，如果没有遇到潘哥，这本书也写不出来。阿包57岁，穿一件深红色的雪纺长裙，扎着一根高马尾。今年9月这段时间，阿包在贵州兴义市帮小菊照顾两个女儿。
阿包从前是潘哥家的保姆，现在是他的爱人。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跟她在一起生活，甚至都没想过今生今世还会相见。潘哥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凑巧，他生了一场大病，让他只能求助于阿包。
六年前的12月，天气很冷。潘哥到贵阳后下了高铁，阿包去接。第一眼，她简直认不出他了，潘哥像一个孱弱的老人，拄着拐杖，背着包，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阿包说，你怎么像从某个农村出来的，又像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完全不像一个大学教授。
潘哥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故。潘哥说，那时候，他孤零零的，前妻和女儿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他突然想到阿包，因为她之前在他家干活时，就觉得阿包是一个很勤快和可以依托的人。
2018年，阿包照顾生病的潘哥，潘哥给她买了这一身衣服。
那次潘哥在阿包家里待了四十天，在阿包的照顾下，他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缓解了很多。半年后他又回到贵阳来，这时他跟阿包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
当潘哥说希望和她在一起时，阿包根本不相信他，“我是农村人，没正式工作，什么都没有。”
潘哥在她眼里是一个当地的“名人”，是大学教授、作家，写过四十多本书，和她是“不同世界的人”。刚开始小菊也不放心，她跟潘哥说，我妈的性格比较急躁，和你相反。潘哥说，那正好互补呢，她急躁我安静，我们俩吵不起来的。
潘哥回忆，当初阿包跟他回到老家时，他的家人对她不理不睬。不过，阿包还是下厨房做好全家的饭菜，照顾好潘哥和他生病的母亲。母亲几次生病，阿包耐心细致地照顾老人，喂饭喂药，倒水倒尿。
2020年，阿包一边照顾潘哥和两个外孙女，一边照顾生病的婆婆。
她是这么认为的，做些活儿，她都习惯了，也累不到哪里去。渐渐地，潘哥的家人和她的聊天多起来。阿包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完全扭转了局面”。
阿包总能获得别人的信任。潘哥说，以前她在医院里只不过是一个护工，很多医生甚至直接把家里的钥匙给她。无论生活在哪个环境，包括学校宿舍的楼道，只要阿包在，整个楼道都是干净清爽的。
阿包在身边后，他每天过上了规律的生活。他每天早上八点前起床，喝一杯牛奶，三个核桃，半边馒头，一个鸡蛋。逐渐，身边所有朋友和亲戚都说他有福。
当他和阿包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已经57岁了，体弱多病，“她却不嫌弃我，给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他身上原有的很多疾病，也在阿包的精心料理之下，奇迹般地消失了。现在，他的腰椎病和肩周炎很少发作了，血压正常了，痔疮不见了，胆囊炎也不再发作。
潘哥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有次听她讲照顾患癌症的老赵，有那么一刻，他非常羡慕老赵，有阿包这样一个爱人。
决定和阿包在一起后，潘哥觉得他俩是一个整体，不会让阿包游离在他的生活之外。出席活动，见亲戚、朋友、学生，都和阿包一起。他不觉得丢人，但阿包有时候自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出现在那些场合。
潘哥的研究生毕业了，他们送给潘哥一束鲜花，也送给阿包一束。
潘哥就跟她讲，小时候我们都一样的，你经历的那些，砍柴来交学费，我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后来我运气好一点，因为是男孩子，我三个妹妹也都没有读过书。
在湖南生活时，潘哥去学校上课，阿包就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她身子矫健灵活，运着球移动步子，一个跳跃，篮球精准地投入球筐。每天下午，她再和潘哥一起去踢足球。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潘哥带着阿包去了，阿包在教室后面听他上课，帮他拍照留纪念。
退休后，潘哥回到贵州老家天柱县，想在家乡修建一栋民宿。阿包说，现在孩子们都安家了，也没有什么负担。你想有自己的房子，我支持你。
9月这段时间，潘哥在老家修房子，阿包在贵州兴义市女儿家带孩子。每晚她和潘哥打视频电话，两人像一对年轻的小情侣聊着日常。潘哥总问她，你什么时候过来？你不在，我的颈椎病又犯咯。阿包笑眯眯地说，你没事时自己也活动一下，我很快就过去啦。
9月最后一天，阿包离开女儿家，回到潘哥身边。她先从兴义返回贵阳的家中。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她干家政时存钱买的房子，位于39楼。
阿包记得，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周围全是高耸的荒山。售楼人员问她想买几楼，她说，我要高一点的，才看得到光。
一年多以后交房时，那一片已有无数栋高楼拔地而起，房子密密麻麻叠在一起，很多光线都被挡住。幸运的是，阿包选的这一套房，每个房间都能看到光。
放下行李后，阿包和小菊下楼吃饭。下楼前，阿包唱起一首快乐的苗族歌曲，是她小时候经常唱的，歌词大意是，有一块大田里，养着小鱼，养大后我们就吃。我这边有客人，你这边有客人，请过这边来，我做好饭菜，你们吃好喝好再走。
这首歌和她书中扉页上那首叫《伤心的歌》的苗族歌曲截然不同。“我更喜欢这首。”阿包说。她说话时的声音略微沙哑、柔和，但唱起歌来时，她的声音变得透亮和尖锐，歌声从窗户飘出去，悠远绵长。
阿包与潘哥
即将见到阿包的前一天，潘哥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我和阿包就感觉我们这次分别得太久了，我们都以为是分别了一个月，其实才有十多天……我们在老年来还有这样的感情，那只能说我们应验了古人那句话：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二天，阿包到了，他的生活正常了，早上又吃上阿包煮的鸡蛋。睡觉前和阿包说了很多的话，不知不觉中睡着。
曾经也有个学生问潘哥，你爱她吗？他说，刚开始是一种需要，一种依赖，但当你离不开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你是爱她的。
有一次他载着阿包到榕江的乡下去摄影，打算拍一场斗牛比赛。那里人山人海，进去以后手机信号也消失了。
潘哥在大学里教授新闻摄影，阿包经常陪同他去山区拍照，他说阿包是自己的摄影助理。
他担心和阿包失联，就让她站在一棵大树下，帮他照看摄影器材，他钻到人群中拍照。走了一段路后，他回头看一眼，阿包还在原地，也一直在看着他。
后来有几分钟，潘哥回头看不到她，心想她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阿包终于又出现在那里。那时他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相机的电用完了，他过去找阿包换电池，才知道阿包刚才去买了煮熟的牛肉给他。
阿包也过上和从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她和潘哥经常自驾到茂密的森林，欣赏美不胜收的风景。潘哥记得，有次他们盘桓在一座山上，不时停下拍照。一个多小时后，潘哥从后备厢里搬出无人机来航拍。阿包熟练地打开无人机，装好机翼。潘哥负责把手机连接到操控盘上，无人机起飞升空，俯拍整个森林。
后来，他们驱车到山顶，周围出现了罕见的茂密大树。同时，水泥路也变成了沙土路。越往前走，路就越烂，也越来越危险。一边是随时有落石的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
走到公路断头处，阿包发现有村民用硬木架起了一座临时的小木桥，桥上铺满了泥土和砂石。
阿包问潘哥：“你来看看，我们的车子过得去不？”
潘哥仔细作了一下评估，木桥的宽度太有限了，右边的岩石，可能会阻挡车子通行。他观察了很久，又反复计算着车身与木桥的宽度。最后决定冒险前行。
他对阿包说，你到桥的那头去帮我看看，如果车轮子歪了，你要及时告诉我。她走了过去。他发动车子，慢慢往木桥上走，心一直跳得很厉害。
他对自己说，多少黑暗的人生你都经历过来了，多少艰难险途你也经历过来了，你千万不能在这小小的阴沟翻船。何况，你跟这女人才刚刚过上了几年好日子，你得珍惜啊！
他挂一挡往木桥上走。刚开始还算顺利，但到木桥中间车子竟然熄火了。他再次发动车子，慢慢往前走。
眼看车子就要抵达对岸了，阿包突然说：“停！停！停！”潘哥熄火停车，拉紧手刹，然后大声问阿包：是什么情况？
阿包说，右边快要碰到石头了。他重新发动车子，再慢慢移动，车子就过去了。他在前面不远处把车停好，然后返身回来接阿包。
车子如果掉下去我们就完蛋了，阿包说。
潘哥说，所以我才叫你到前面去帮我看车。我需要你的引导，万一掉下去了，还有你去给家人报信。
阿包说，如果你掉下去了，我也不想活了，还给谁报什么信啊！
惊魂初定，他们又继续驱车赶路。虽说前方的路还是山路，但平坦了很多。此时夕阳西下，彩霞漫天。他们就边走边欣赏路上的风景。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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