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乌鹊桥弄的周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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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青果巷周家老宅礼和堂旧模样。 王道 摄

就这样,周有光从苏州到上海,下车后坐着独轮车赶往圣约翰大学,接触到了当时最新锐的教育理念,也接触到了世界语言的信息。在这里他学的虽然是经济,但却对文字语言学颇为偏好,当时又在周耀平学名之外取了名号“有光”,据说是因为崇拜明代江南文学大家归有光。也就是那一时期,“周有光”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叶籁士创办的《语文》杂志上,尽管后来周有光对那些早期的文章并不满意,但毕竟是开始了他自己的先声。

也正是在上海,周有光开始了情感萌芽的先声。只是这段传奇的源头还在苏州。周有光有个妹妹周俊人在苏州乐益女中就读,那所学校的创办人家中的四位千金一时闻名,其中二姐允和常来周家,因她与周俊人是同学,一来二往,才子周有光便吸引了张家子女的注意,他们正好在创办一份家庭杂志《水》,于是就邀请周有光一起参与编撰,在长子张宗和的日记里常常能看到有关周有光帮助刻版和印刷《水》的记录。因此后来允和在北京复刊《水》也算是与周有光一起共襄“水”事,忆及旧时浪漫。用周老的话说,他们的相识是“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在苏州他们一起从阊门一路到虎丘,有时乘船,有时骑车,有时骑驴,悠悠时光过去,直到两人在上海重逢,便有了张允和笔下的《温柔的防浪石堤》。只是两人真正建立了恋爱关系,还是在不安定的杭州西子湖畔。这段美丽的故事终于在1933年的春天在上海有了圆满的结果。当一对新人以留学日本的形式度过蜜月后,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浪漫之地苏州,他们已经有了爱的见证,他们与孩子一起住在古老的乌鹊桥弄,“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周有光在晚年时提到此地还是记忆犹新,“此地在城如在野”。

张允和曾写过多首有关乌鹊桥故居的诗句,其中一首为:“依依杨柳宅边栽,桃花落尽菜花开。堪笑痴儿顽劣甚,也学小犬溪浴来。”说的是儿子晓平与玩伴带着小狗一起在此下河游泳的场景。只是很多年过去,年过古稀的周晓平故地重游时,已经看不到往日的旧宅和清澈的河流,花卉满地开的场景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房子。

2014年冬,当我拿着周老住过的乌鹊桥弄、锦帆弄一带的实景照片给周老看时,他马上就发现了问题,“河道都没有了,变成马路了”。周老说,锦帆弄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河道,可以行船,现在都是马路了怎么叫锦帆弄呢?对于江南一带的城市曾兴起的“填河运动”周老颇觉遗憾,因此对于河道恢复他也很关心,希望水乡原貌再现。

乌鹊桥弄的时光曾是张允和思想较为激进的时期,她担任苏州的妇联干部,并在报纸上开设了妇女专栏,宣传进步思想,她还冒险接待来自外地的“七君子”的家属,如章乃器的夫人、邹韬奋的家人前来苏州探监,就被允和接待住在了家里,有时候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大家打地铺睡觉,张允和还利用家在苏州的关系,多方为入狱的“七君子”采买生活用品,周有光则成为有力的帮手。这段铁打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

当我带着搜寻到的张允和早期采写并发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有关妇女思想解放的文章给周老看时,周老说允和早期是参与政治的,但她却不让我参与政治。当时周有光大学毕业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曾邀请他去做事,但张允和建议他不去,周老笑谈说幸亏没参与政治,否则就完了。周有光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对专业经济学的研究,并在上海金融界工作。直到抗战后两人回到上海恢复工作,但还是坚持在苏州建立一个家。因为母亲和孩子都喜欢苏州的环境。他们的独子晓平就是在苏州就读的中学,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两人因为秘密行动的关系才把孩子接走。至此,他们开始移居上海,周有光在银行界一度身兼三职,上海市市长陈毅常与他在座谈会上交流意见,畅所欲言。

1955年,张允和已经被打成了“老虎”,被迫离开公职岗位,至此称为家庭妇女,再也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也失去了相关的公费待遇,身体状况很不好,她常会回到苏州旧地疗伤,周有光则不时前来陪伴,而他也被正式调往北京,由经济专业陡转语言文字专业,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从而正式参与国家层面的“汉语拼音”改革,这一调整不能说没有一点背景原因,但这次北上对于周有光来说,是必然,也是使命。

3 为苏州评弹记言记谱

在与周老的多次聊天中不可能不说到他的专业——语言学。说到苏州话时,周老说,清朝时,京城大户人家都流行雇苏州保姆,为什么呢?就因为苏州话。虽说苏州话不是官话,但在交流和作文中很重要,一些文艺作品也多含有苏州话,所以这些人家都想让孩子早点学好苏州话。周老还特地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一位农民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城里去读书,过了半年回来讲起了普通话,农民大骂儿子忘本,说你小子才进了两天城,就忘了娘老子!

周有光出生于常州,成长在苏州,大学在上海,属于地道的南方人,因此直到百岁仍旧乡音不改。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方面组织“吴语普通话”听力教材,就让周老来录音,但周老说自己听了自己的录音后,感觉是浓重的常州土腔,实在难听!

张允和是合肥人,久居京城,乡音难更,周有光称夫人的普通话是“半精(北京)半肥(合肥)”,又说自己的普通话是“南腔北调”。“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政协的小组会上,竺可桢先生用他的浙江普通话发言,土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周有光就出来当了一回方言的翻译。

在研究语言文字时,尤其是在汉语拼音方面,周有光还曾受益于老乡赵元任的影响,这还得益于夫人张允和。赵元任在早期曾设计了两个有关汉字的注音方案,当时只对外公开了一个方案,但在周有光的一部著作里却公开了赵元任的另一个方案,为此赵元任觉得疑惑,因为周有光夫妇前往美国游学时虽然到了赵元任家中,但他并没有提及此方案。后来才知道,是张允和在美国旁听过他的暑期班教学,记录下来带给了周有光,当时周有光还没有正式转行语言文字学。乡音乡思,不谋而合。

或许是生在吴语系地域的缘故,周有光不只是终身保留着南方口音,就连最美的声音苏州评弹他也研究得津津有味。1987年,周有光与张允和再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州参加评弹艺术节,也就是在那一年,周有光开始了一个新的课题,为苏州评弹的词曲记言记谱,即用五线谱、简谱、汉字、国际音标、吴语罗马字五种符号录下评弹的词曲,这样使得各国的音乐家都能演唱评弹,当时苏州方言学家、苏州大学教授石汝杰热情帮助周老,张家三子定和之子、音乐家张以达也是义务帮助解决烦琐的难题,这项工作一直到1988年春完成。石汝杰教授说,“《评弹记言记谱》是周先生的一个新尝试,即把各地的戏曲文艺录音,并用现代的语言学和音乐的手段记录下来,以传给后世。我负责记录语言,工作内容: 一是把演员说唱的内容写成汉字(这里发生的困难是,有个别字句连演唱者自己也不明白),一是用国际音标和方言拼音记录发音(后一类记录也是‘拼音文字’的一种尝试,用的是我拟订的苏州方言拼音方案)。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把‘下里巴人’的民间文艺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保存下来。在方言变化剧烈的现代社会,其意义非同小可。”

事情完成后准备出版,周有光先去找了文化部,还把稿件分别寄给了一直支持评弹艺术的陈云先生、评弹研究会、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等,结果他遭遇了尴尬,周老说,“他们说看不懂,所以我这个书要找地方出版没有一个地方要。这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可是我们的国家还没有人感兴趣。后来日本的九州大学,他们有吴语课,中国还没有吴语课呢,他们有。他们对我的这本书感兴趣,《苏州评弹记言记谱》就在九州大学印了,说明日本的文化比我们高啊。”

开始研究这项工作时周有光已是年过八旬,等到正式出版时他则是近百岁之身,但周老最终还是了却了一个心愿。记得沈从文说过,他做了几十年的苏州女婿,但苏州话却是一句话也听不懂。周有光与允和同爱昆曲,因此对苏州话很是谙熟。“吴语活泼玲珑,琵琶优雅美妙,手弹口唱,一人为之,难能可贵。离开苏州几十年,每次忆起,犹觉余音袅袅,在耳回响。”(下转35版)

4 最喜苏州的玫瑰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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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在北京家中“举杯齐眉”。 张寰和 摄影

在唐山大地震期间,周有光身上动了手术,就到苏州去养病,当时张寰和家里已经借住有亲戚,就借住在乐益女中毕业生、允和同学王遗珠家中。物资匮乏,票证时代,当时要买的商品足有50多种票证,周有光在苏州买手纸时也是王家提供的手纸票,这一点让周有光颇为感动。当张寰和听说周有光喜欢吃刀鱼时,就说有办法弄到,要知道这种生在苏南长江某一段的特有鱼种价格不菲不说,产量也很少,后来只是听说张家弟弟天不亮就出城了,后来果然弄到了。刀鱼刺多,吃的时候容易卡喉,周有光就把小时候学的一套现场展示,像解剖似的把鱼和刺分离,而且先吃鱼后吃饭,如此便无碍了。这一次刀鱼宴让周有光铭记一生。

2014年冬,周有光的好友、妻弟张寰和先生在苏州去世,此消息一直瞒着周老。2015年夏我去拜访周老时,周老对我一一问候,他学着保姆的叫法说,五舅妈(周孝华)好吗?五舅舅(张寰和)好吗?我只得回答说好,都好。

2015年1月22日,周晓平在北京去世,很多拜访过周有光先生的人都知道周晓平,儒雅、温和、热情、负责,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对于该不该把消息告诉住院治疗的周老,家人曾有过为难,当时沈龙朱先生代表家属去接周老出院,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要告诉老人家,他当着一众小辈们的面,简单介绍了晓平的病情和住院情况,希望尽可能以一种老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没想到周老很是平静,似乎他心里已经知道了情况,但是在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他出院回家独处时,还是显得黯然、伤神。

2015年夏是我最近一次去拜访周老,说到自己一度住院的病情时,他认真地说病情很严重的,是要死人的,我看他的样子并不惧死,反倒是视死如归,我说老人是童言无忌,保姆说他又有黑发长出来了,真是返老还童的吉相。最终,周老在走过他的生日之后,无疾而终。

在与周孝华女士说到周老去世时,她说人老了,总要去世的,周老的事业完成了,他要去和二姐(允和)团聚了,还有小平、小禾。说归说,但我们还是会感到难过,会想念那个温和、儒雅、博学,从南方一路走来的老人,他一直走向了世界,但心里却始终怀着南方的情怀,如水、从容。王道

每次去北京拜访周老,我都会按照九如巷张家人的建议,带两样东西,一个玫瑰腐乳,一个是油炸茨菰片。前者随时可以买,后者要看时令。玫瑰腐乳有很多种,各地的口味也会不同,有一次与周老聊天后,一旁的周有光之子周晓平说,父亲胃口极刁,就喜欢苏州的玫瑰腐乳,有一次他去扬州开会,顺便买了扬州酱菜厂生产的玫瑰腐乳,可是父亲一吃就说,不是那个味,后来就不吃了。周老年过百岁后口味依旧是敏感的。苏州玫瑰腐乳出自一家百年老字号,产量很少,而且购买点也很少,其颜色趋于深紫,像是熟透了的玫瑰花瓣,口感有淡淡的甜。周有光老先生早晨喜欢吃粥,那种有点厚的米粥,一碗粥,就一两块玫瑰腐乳,这种口味想必是在早期居住在苏州养成的。他在苏州的亲戚,每次进京去总会为周老精心准备好玫瑰腐乳和苏式糕点,一解老先生朴实的馋瘾。张寰和夫人周孝华女士还开玩笑地说,周老这么长寿,恐怕与长期食用这种玫瑰腐乳有关,这可是一个大广告了,可惜这种产品越来越少了。

张家五弟张寰和先生与夫人周孝华曾多次到二姐家短居,周老夫妇很是喜欢吃周孝华烧的家常苏帮菜,口味如一。张寰和生前曾多次提及耀平哥对他的影响,低调做人,专心做事,他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毕生投入教育事业,平生只有一大爱好即摄影,周有光为此从国外给他带了先进的相机,但是在北京“文革”时期拍摄了很多照片,却因为担心连累了耀平哥,连夜剪碎了底片扔进了下水道,后来还把相机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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