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2月6日报道（文/乔本孝）法国人诺贝尔·鲁兰是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荣誉教授。1997年3月，他受邀访问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每天都开放到深夜的图书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同年4月，他又走访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结交了不少中国内地学者，有的到今天都保持联系。这两次访学让鲁兰意识到：中国学界对西方的了解远超西方学界对中国的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强烈的学术认知，中国尽管没有成为鲁兰的主要研究领域，但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
2022年10月，鲁兰在法国出版了他的新书《天外有天——中国与中国人：丰富我们的视角》。有感于近年来不少法国媒体涉华报道偏颇失实，他特意选用“天外有天”这个中国成语作为书名，希望法国读者能开眼看中国。“固执己见、闭目塞听的人将无法从本书中获益。”他在前言里这样写道。
2023年秋，时隔26年，年过七旬的鲁兰再访他笔下的“又一重天”：上海、贵州、云南，校园、村落、寺院……返回法国后，鲁兰告诉记者，他已经开始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再去中国。
再访“多面”中国
寒露时节，鲁兰抵达上海。他在游记中写道，从机场到酒店，沿途“似乎无异于任何一个美国大都会”。但现代化的中国不是单调的钢筋水泥，“后来的旅程很快修正了我的判断”。
诺贝尔·鲁兰
在上海，鲁兰住在黄浦区一家星级酒店，窗外是茂密的“塔楼森林”，“指向天际，或者说指向未来”。手机在中国无处不在，“人工智能已成中国人日常”。鲁兰在三所上海院校参加了学术交流，每到一处都感叹校园建造之“壮观”。他与许多师生互加了微信好友，这个“精密”的手机应用已取代了中国人的名片，甚至钱包。亲眼见证中国的经济飞跃后，鲁兰十分佩服。他赞同中国高校同事的看法，即西方人在批评中国之前，不如先来实地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
鲁兰是一位法律人类学家。这是一门法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此番到中国访问，学者的求索与游客的好奇都驱使他前往云贵高原。在那里，他体验了乡土中国，也看到了中国基层的开放与发展。在金沙江河谷的纳西古村吾木，鲁兰的向导是一名讲英语的纳西族村民；游览贵阳周边一处传统苗寨时，他乘坐的是未来感十足的中国电动车，“加速强劲、乘坐舒适，远胜我在法国见到的其他电动车”。
鲁兰发现，现代化的中国并未遗失文化传承。在上海，他欣赏了配英文字幕的昆曲《牡丹亭》选段，邻座观众是一名二十多岁的中国小伙。鲁兰感慨法国青年对西洋古典音乐已不大感兴趣，哪怕很多演出票价实惠。在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他近距离观察了藏传佛教规仪。“说实话，我原本误以为西藏文化在中国消失了”，鲁兰告诉记者，这是他此行的“顶点”。
他乡“既视感”
鲁兰在游记中“打假”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些陈词滥调。据说中国脏乱差，“我可以作证，中国大城市的干净程度可比瑞士”；据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我的约见都很准时，没有体验别处的‘迟到文化’”。鲁兰此行正赶上他的专著《法律人类学》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人们说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就我的经验来看，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
行程中，异乡来客鲁兰不时会有某种“错置的熟悉感”。他入住的酒店承办婚宴，新娘穿着白色的西式婚纱，尽管中国传统中白色并不寓意喜庆；融入上海城市景观的悬铃木，虽不是法国特产，却因历史渊源被中国人俗称“法国梧桐”。如果说这类“既视感”源自东西交汇，当鲁兰观察到云南一些传统民居与古罗马建筑都有天井时，他发觉其实“不同时空的不同社会，有时会用相似的方式解决相似的问题”。
鲁兰用学者的眼光还观察到中西有不少共性的社会现象。听纳西族向导提到偏远山村就医不便，他马上对应到缺医少药的法国中部部分地区，法国人称之为“医疗沙漠”。中国学术同行陪同参观苗寨，交流中谈及留守老人现象，鲁兰表示法国农村人口流出在二战后就十分显著。鲁兰还联想到中国人类学同行王铭铭约20年前在法国东南部农村的实地考察，事实证明用一些中国本土概念阐释法国农村风俗，同样可以说得通。
由此，鲁兰经历了多年前他读过的一本中国游记中作者划分的旅行境界：最初的境界是“占有”，鲁兰此行就拍摄了45分钟的短片，用于留念并向法国学生展示；再往上是“比较”，考察他乡与家乡的异同；最高境界是“体悟”，明白万事无常、自我渺小的道理。
需要面对面交流
作为人类学家，鲁兰自述是“当然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他说，只要西方能客观认识中国，就会明白当误解消除后，中西之间本没有必然的对立；特别是当中西方都要解决一些共性问题时，双方有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去年6月底至7月初，巴黎郊区青年纳赫勒之死在法国全国主要城市引发街头骚乱。鲁兰当时在邮件中评论法国骚乱时写道，反观中国，“公共秩序是政策的重要目标，人们夜晚单独出行也不必担心危险。要说法国也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言过其实了”。鲁兰在另一次对话中说，法国也在不断发展视频监控网络，步伐尚在中国之后。“今天中国出现的一些在法国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物，反而很可能代表着我们的未来。”
《天外有天》一书封面
根据鲁兰的观察，当前法国新闻报道充斥着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于是在写作《天外有天》时，“我偏要反过来，尝试展示中国积极的一面”。他承认这是一种兼听则明的法学思维习惯。26年没到中国，中国发生了巨变，本次重访前鲁兰唯恐自己的书与现实出入很大。“我很高兴担心的事没有发生，此行还大大拓展了我对中国的了解”，开放心态有助于建立基本符合实际的认知，“但什么都取代不了面对面的交流”。
鲁兰在大学开设了介绍当代中国的课程，受到选课学生好评。他说，这样的课程在法国大学还不够多，“其他老师不讲授关于中国的知识，倒不是他们反对中国，通常是他们与中国接触太少”。鲁兰呼吁同事和学生多去了解中国，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去实地亲眼看一看”。
从小说中读懂中国
为解决人类学家长年身不能至中国田野之中的问题，鲁兰考察中国社会的办法是读中国小说。他举例说，这就好比如果想了解19世纪法国工人的处境，就要读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对我来说，小说可以看作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实践”。
陈忠实、王安忆、阎连科、姜戎、刘慈欣……鲁兰列出一串自己喜欢的作家。他说，法国读者想要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必读的；而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讲述的故事可以设定在任何一个国家。出于对女性研究和城镇化的学术兴趣，鲁兰对王安忆与阎连科的作品别有青睐。他评价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杰作”，“即使读法文译本，也能感受到这部小说精巧、诗意的写作风格”。而阎连科的小说，“我读过一两本之后，就订购了他的全部其他作品”。
作为学者的鲁兰早年也曾发表过两部长篇小说，他认为社会科学理论搭建的是“筋骨”，好的小说则尝试赋予其“生命”。他常建议学生多去阅读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他说，对于愿意了解中国的大众读者，好的小说比学术出版物更“易读”，却也更“复杂”，因其直接传达出中国社会的“生动画面”。
在《天外有天》一书中，鲁兰大量引用中国或华裔作家与学者的作品，包括小说、非虚构文学，也有许多社会科学专著。他在书中如此解释：“中国绝非完美，但我们不妨听听中国人自己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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