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 乐亭故乡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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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当中，我最喜欢鼓。一听见它那惊天动地地响起，心里就忽闪忽闪地，不禁想起童年，想起家乡，也想起冯老伦大伯。
小时候，我们家乡流传着“四大绝”：张家铺的炮仗刘家铺的土，东庙上的秧歌西庙上的鼓。人说这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张家铺挨门挨户都炒硝做炮仗，做的炮仗又响又脆，不带断捻哑火。可是这个村做炮，必得挖刘家铺的土，和了泥堵炮底儿。据说张家铺的炮那股脆声劲，全在这个泥底上了。
东庙上，扮秧歌扮得好，角色齐全，行头又好，踩高跷，跑旱船，样样都拿手。就是有一宗，这个村扮秧歌必须得请西庙上的给大鼓配音。西庙上打鼓的就是冯老伦。看秧歌的都说：“看秧歌离了冯老伦，不如坐屋守火盆。”冯老伦的鼓，给我们又小又穷的西庙上村添了不少光彩。
那年月，冯老伦有50上下岁，黑脸膛，大个头，为人耿直倔强，是条楞折不弯的汉子，他打鼓，不论冬天夏天，只要顶着日头就得脱光膀子。他脸盘也宽，胸脯也宽，打起鼓来满身的黑肉跟着颤悠，两条大长胳膊举得又直又高，眼皮抹搭着，脑袋摇晃着，跟喝醉了似地。
冯老伦的鼓点，紧凑利落，打什么鼓是什么感情。他打秧歌点，会扭秧歌的一听就心里痒痒，大伯子当着兄弟媳妇的面也得扭起来。
以前，我看过不少次他打鼓，但印象最深的有两回，一回是求雨，一回是斗争地主李雅川。这两次鼓虽然只隔3年，对于冯老伦来说，却像整整一辈子。
求雨那年，是1943年6月间，那年，天旱得出奇，从谷雨到芒种，一连40多天太阳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地里的庄稼旱得都要冒烟了，日伪乡政府通知各村，抬上锣鼓，带上干粮，到龙王庙的庙台上求雨。
正打着鼓，乡长儿子李雅川从县城回来了，他在县里日本人手下作事，是个冬玩鹞子夏玩鹰的“秧子哥”。他穿一身羽白的茧绸裤褂，镶着金牙。看着庙上有热闹，就往人群里挤。专朝闺女媳妇呲他的金牙。后来他又打鼓，他打他们东庙上那面鼓，浑身哆哆嗦嗦，象跳蚤咬了他的膈肢窝。皆因他打鼓怪里怪气，招惹了一些人围住看热闹。我们西庙上的人，有些看不惯，就使眼色给冯老伦，意思是让冯老伦拿出两下子来，顶顶这小子。旁的村有认识冯老伦的，也过来怂恿他说：“今个冯老伦是咋的啦，是叫日头晒蔫了吧？”
冯老伦推却不过，这才动手打鼓。一上手，他的鼓点很轻快，几只铙钹像小河淌水似的，浠浠哩哩随合着他。打过两三番后，老伦的鼓槌越抡越重，铙钹也随着大声敲打起来，鼓声急促洪亮，铙钹配合得恰到好处，看热闹的一听就知道，这是冯老伦打鼓了，人们乱哄哄地朝这边挤过来。猛地，冯老伦一支鼓槌插在裤带上，腾出一只手，来解开胸前的纽扣，一边解扣，另一只手照样打鼓，鼓点依旧不错不乱，看热闹的人们不禁叫起好来，等他解开了扣，拧身扒了个光膀子，又把两支鼓槌抄在手上。这时，看热闹的的人更多了，人们用叫好声鼓励他，他的两条黑大的胳膊，越发地抡圆了，他闭住双眼，摇着头，两支鼓槌像个活物一般，在鼓上面跳着，几个打铙钹的更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跟鼓点相和。一套极其简单的求雨鼓点，经他这么一打，仿佛有了排山倒海的气势，围住的人随着鼓声，有的呕呕地叫喊着，有的摇晃着身子。这时，人们好像被这雄壮的鼓声带到一条航船上，这条船正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中行驶，仿佛天上已经黑云密布，狂风暴雨就要来临。猛地，冯老伦把双槌举过头顶，一个紧急刹住，几个铙钹也都齐往怀里一收，这样不出一点余音，像是一个霹雳，鼓钹齐住。看热闹的这才一起惊醒，张目四望，只见依旧是白晃晃的毒日头照射着大地，天空依旧是蓝水一般，不见一点云彩。但人们似乎忘记了求雨，齐声为冯老伦的鼓叫好。乡长的儿子李雅川的那面鼓，早就给晾了摊子了。
李雅川拎着鼓槌挤过来，瘦脸气得黄表似的。用鼓槌指着冯老伦骂道：“操你妈的冯老伦，你这是求雨呀还是耍猴？”
冯老伦说：“我咋叫耍猴？”
李雅川说：“求雨你不打求雨的点，合着狗眼瞎打一气不是耍猴是干啥？”冯老伦一听他不光骂了自个，把看热闹的也都骂了，就顶他说：“别的不敢和你叫真，这打鼓求雨的事，总算干过几遭吧，不是吹大话，我打折了的鼓槌，怕也够你背的呢。”
李雅川蹦着高说：“那你叫放屁，我看你就不是真心求雨！”
冯老伦说：“谁不是诚心求雨谁心里明白，咱俩许有一个不是想求龙王爷，是想求龙王奶奶吧？”
看热闹的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李雅川脸上更挂不住了，他猛地抡起鼓槌，照着冯老伦脸上就是一鼓槌：“我打死你个老混蛋！”冯老伦的嘴立刻淌下血来。老汉挨了一槌，站在那里动也没动，看热闹的都怔住了，李雅川也怔了。突然，老伦照李雅川噗地啐了一口，一口鲜血夹着两颗断了的门牙，一齐喷在李雅川脸上，接着老伦抡起那条黑大的胳膊，照着李雅川的耳根子给了一下，他雅川像一个谷个子似地倒下了。人们这才齐上前把他们拉开。李雅川见打不到人，跳到庙台上，挥着手喊道：“这雨不求了，叫西庙上给搅了，让他们一个村赔损失！”其他村的见乡长儿子发了话，天又热，就抬上锣鼓匆匆地走了。
求雨不过几天，几个乡丁带着枪来到我们西庙上，往井沿上一站，就叫喊起来：“一家出来个人，听好啦！”西庙上是个小村，他这一嗓子全村都能听见。人们来得差不多了，他就掏出个文书，念了起来：
为布告示，日本皇军向本乡征人伕一名，赴关东挖沟。查西庙上村因求雨肇事，需交损失费一百元，该项款正合雇人伕费用之谱，故经议定，或该人伕由西庙上村派出，或出一百元由大乡雇请。
此布。
乡长李秉成
念完，吧唧就给糊到井沿的大柳树上了。当天夜里，带枪的乡丁又来到我们村，把冯老伦的独生子冯长林绑走了。说是拿个人质，要交出损失费就把人赎出来，交不出就叫他挖沟去。我们村又穷又小，全村人都愁得够呛，有人说：“这明明是欺负咱们西庙上，咱们全村告他。”有人说：“咱们掏这笔钱，豁着把锅卖了，也把长林这孩子赎回来。”
冯老伦把那张告示揭下来，揣到怀里，对大伙儿说：“告他们告不倒，人家胳膊比咱们的大腿还粗。摊钱，咱们家家都有困难。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叫长林去关外闯闯也好，大伙不用为这事发愁了。”老汉给儿子打点了几件衣服，包了个小包给他送到乡公所去了。这年冬天，我们全村人给冯老伦大伯拾了山似地一垛柴禾。可是到了春节前后，大乡里又来找冯老伦了，说是东西两庙上要合扮秧歌，进城去慰问日本人。下午，李雅川亲自来到西庙上村，冯老伦正在借了个毛驴推碾子，李雅川用文明棍指着冯老伦说：“这回该你露脸了，打好了鼓皇军会赏你呢。”冯老伦只顾扫碾，不搭理他。
李雅川又说：“你得准备着点，到那天找身齐整的衣服换换。”
冯老伦轰着驴，头也不抬地说：“我没那闲功夫，我不去打！”
“闲功夫？小话说了个轻巧！”李雅川笑得跟黄鼠狼似的：“不去打，去不去能由你吗？”
“不由我还由你？我的胳膊我的手。”
“胳膊和手是你的不假，可是只要你长着这双胳膊这双手，就得去。给日本皇军效力，别说是你冯老伦，比你腰杆粗三倍的，敢说个不字？”
“我就是不去！”
李雅川脸一沉，拿文明棍指着冯老伦的嘴说：“告诉你，冯老伦，这可不比求雨，你用两颗门牙和一个臭儿子可交不了账！”
冯老伦心里如刀割，他咬着牙问道：“你们还想往哪里逼我？”
李雅川用文明棍轻轻敲敲老伦的手臂说：“谁叫你长了这一双巧手呢，鼓打那么好。今天实话告诉你，你有这双手就得去打鼓。”
冯老伦把自己的双手拿到眼前看了看，把牙咬得咯咯地响，一字一字地说：“我要叫我这两只手没有了呢？”
李雅川又象黄鼠狼似的笑了起来：“我倒要看看没了手的冯老伦是个啥样！”
“好吧，让你看看！”老伦抓起笤帚，猛打了毛驴一笤帚，毛驴拉着碾猛跑起来，那个牛腰粗的大碾磙子，在碾盘上飞一般地滚。老伦扔下笞帚，喊道：“姓李的，你可看真了！”说着，猛一扑，两只手一齐伸到碌碡底下，嘎登一声，碾磙子从手指上压了过去。李雅川吓得像癞狗似地叫了一声，没敢看结果就跑了。
老汉的手压伤了，他几次疼得昏死过去，我们全村人轮流守了他三天三夜。从此，再没有人提起冯老伦的鼓。
1947年冬，我们家乡土地改革时，冯老伦已经变得更老更瘦，嘴巴也瘪了进去，腰也佝偻了。这时，长林也从东北回来了，我们都参加了民兵。
我们乡斗争的第一户恶霸地主就是伪乡长李雅川。（他爹李秉成死后他接任了一年多的伪乡长，他比他爹的坏水更多。）斗争大会是在地主的场院里开的，冷得嘎叭嘎叭地。
谁也没见过这阵势，庄稼人又没个讲话发言的习惯。把李雅川押进会场的时候，大伙都怔住了。李雅川用一双阴冷的眼睛，从大风帽的帽遮下扫了大伙儿一眼，会场上更是鸦雀无声了。本来说要头一个上台控诉的雇农冯栓子，站了几次又蹲了下来，磨蹭着不敢往上上，会场出现了令人担心的冷落气氛。这是头一个斗争会，要是开不起来怎么好，区里的蔡工作员和我们几个民兵急得什么似地。
正这时，忽听得身后的车棚里响起了砰砰的大鼓声，那鼓声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沉雷。人们扭头一看，见冯老伦光着膀子，在那里打鼓，两个鼓槌用红布条紧紧绑在手腕子上。他眉毛拧成一个疙瘩，紧闭双眼，手上的两个红布条上下飞翻。他打的不是别的鼓点，正是求雨那天打的那个。
他的鼓声，他打鼓的神态、唤起了人们多少仇恨的往事，像听到口令一般，人们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打倒恶霸地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雇农冯栓子蹭一下跳起来，奔上台指着李雅川跟他算起账来。
翟寡妇用袄襟擦着眼泪，也在鼓声中走上台，控诉李雅川像疯狗一样强占了她。
于是，一阵控诉，一阵口号，一阵鼓声，李雅川吓得瘫在台子上了。
大会开了一头晌，冯老伦就在那光着膀子，用红布条绑着鼓槌，打了一头晌的鼓。他没有上台控诉，他的鼓声代替了千言万语。
以后，我们又在冯老伦的鼓声里，丈量了地主的土地，给贫雇农树起了界桩。
在冯老伦的鼓声里，我和马长林还有另外的青年人，戴上大红花，走进保卫胜利果实，保卫新中国的光荣的解放军的行列里。
有一年冬季我回家，一进村见村南的泥塘里满是人，正热火朝天地挖泥塘。人们踩着冰渣子干活，铁稿下去，稀里哗啦地响，像打碎碗盏家伙似地。埝上，有四个人围着一面大鼓在打，那打鼓的架式，很像冯老伦，过去一看，不是他，是个年轻后生，准知道他这鼓是跟着冯老伦学出来的。
猛地，塘里有人喊我，一看，冯老伦大伯正拄着锹把，打着眼罩瞅我呢。
他脸上红扑扑地，比我临离家那时气色好多了。
老伦大伯呲着牙朝我乐，可吓了我一跳，他那满口的牙又白又整齐，我跳进塘去细瞅瞅他，他说：“你是看大伯这牙出奇吧？还记着李雅川给大伯打的那豁子牙哪？好孩子，别忘了这些事就好。大爷这牙是到专署开文化艺人会，专署给镶的呢。”
我指指埝上的鼓，问他还常打鼓不？他说：“你走这些年，鼓没断了打，我们打着鼓，实行土地改革，又打着鼓成立了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你看那些，”他指着顺水塘延伸到远处去的，整齐的水渠，和红色的锅舵机机器房说：“这些建设，我们都是打着鼓修成的呢。我们把求雨的鼓点，起了个新名字，叫《社会主义扎下根》，打起这套鼓，我们就能想起过去，不忘从前，就能坚决按毛主席指的方向走。”
听着老伦大伯的这些话，我心里一热一热地，觉得我的家乡真是可爱，乡亲真是可亲。心里千头万绪，不知说点什么好，末了，我又扯到鼓上，我对冯老伦说：“大伯，咱们家乡这大鼓可真是好。”老伦说：“敢情，这是咱们的传家宝嘛。”
我往手心啐口吐沫，抡起镐，和乡亲们一起挖起泥塘来。埝上，四个打鼓的小伙子，把那《社会主义扎下根》鼓点打得更响了。
（作者王澍，本名杨永治，1931年生于乐亭县，高级编辑。1949年随南下工作团参军。2017年2月1日病逝。曾经任《解放军战士》社编辑，解放军报社编辑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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