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之贞观政要随笔《君道》4-淘娜娜副业社

唐太宗世民大帝之像

魏洗马之像

是月，征又上疏曰：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滢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此疏应该与上疏一同观看，共同研读，才知道魏征进谏的体系。

君主自然承天景命，取天下之时，都是谨慎而恪守君道，然则一旦成功，德政日衰。善始者特别多，而善终者鲜矣。魏征感叹到，“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取之有余而守之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句话概括之，“殷忧必竭诚以待，得志则纵情傲物”。接下来，千古名句喷薄而出，“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试问这样的话语，明君如何不喜欢纳谏？如何不心服口服？如何不深思己行为以照贤良？

严酷刑罚责罚，威风怒气恫吓人，只能使人图求苟且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君王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心里却不服气。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君臣之间，也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孩子的教育尤其如此。如果我们经常用责罚的方法寻求孩子的配合，那么表面的顺从不能解决内心的反抗，到青少年的阶段，会全部反馈出来。到时为时已晚矣。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著名的载舟覆舟论，其实源自于《荀子》，说明了人民是决定国家兴亡的主要力量。荀子一书，充满了唯物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光芒，值得好好研读，用心汲取营养。

此疏劝谏的核心十思，穿越千古，仍旧震撼。“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魏征说的这十思，不仅对帝王治国理政有意义，就是普通人，也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为人处事之营养。

人的欲望是驱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此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过多的欲望，不仅摧毁了自然，更是将人推向了无穷的深渊。须知物欲无穷，而人道却可控之。女星如赵薇，不知物欲之可怕，反以物欲横流之。更可恨的是，物欲面前，国家之大义早已抛诸脑后，其所作所为，客观事实上，已经属于中华民族的败类之流，这样的人，在滚滚历史洪流中，只能作为历史的腐殖质而在滔滔江水中四处奔流。

骄傲自满的时候，要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此思对我们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要谨记骄傲自满的时候，也就是败亡的开始。“满招损，谦受益”，这话一点也不假。骄傲自满了，不同意见很难听进去，一意孤行的时候多了，总以为自己能力强，不如自己人的话不必要听。千方百计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事情，而不遵循道，最终自己会栽大跟头。

此十思，加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让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这样之后呢，就形成了“文武争驰，君臣无事”的局面，管理的极高境界出现了，君主也不需要代下司职了，可以尽情享受巡游的快乐，也可以像神仙一样颐养天年，像虞舜一样快乐地弹奏琴瑟，采用无为而治就可以使民风淳朴。

应该说，魏洗马的这两篇疏字字珠玑，深入思考了为君之道，说明了明君与暗君、草创与守成、败亡相继之根源。昨日我就纳闷，为什么圣明之主如世民者，竟然没有反馈。今日才知道是自己浅薄了。以太宗之英明，如何能无动于衷呢？

太宗的手诏写的极为感人、深刻、高贵。先表彰了魏征的上疏，“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太宗批览忘倦，每每到夜半时分。说明两点，一是魏征写的好，二是皇帝用功用心。说魏征如果不是关心国家政务，竭诚忠告，怎么能提出这么深远的谋略，匡正我李世民的不足之处呢？然后以晋武帝为例，谈出何曾这个人。前史都赞美他，说他有先见之明。因为他退朝后对儿子说，我每次见到主上，他都不讨论治理国家的长远打算，只说些日常事物，这不像是能把江山传给子孙的国君，你们这一代还可以幸免遭遇天下大乱。然后又指着几个孙子说，到你们这辈必定会遭遇乱世，并在战乱中丧命。后来他的孙子何绥果然死于滥刑。因此史书都称赞他有先见之明。

而英明神武的世民大帝则不然，认为何曾不忠，并且罪过很大。大帝说，“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然而何曾虽然位极三公，应该“直辞正谏，论道佐时”，然而他是怎么做的呢？只在退朝后发表议论，在朝堂上并不直言谏诤，史书把这样的言行看成明智的，这不是太荒谬了吗？世民大帝的见识果然不同一般！

气愤的说出了“危而不持，焉用彼相”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也只有帝王才会说出来。毕竟帝王是需要揽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但是危而不扶的英才，焉敢用之？

魏大人所陈述的建议，使世民明白了自己的过失，要把它经常置于案头，时常提醒自己。让“康哉、良哉”的盛世颂歌，不仅仅出现在虞舜时代，君臣如鱼水密不可分的情景，在当今出现。世民大帝仍然希望魏大人“犯而无隐”，他将虚怀静心，随时准备听取魏征提出的宝贵意见。这就是世民大帝的胸怀，这就是世民大帝的魄力。

君臣之融融，盛世之昭昭。一个强盛的大唐缓缓向我们走来–不仅是经济的繁荣、诗歌的兴盛，更兼有政治清明、国力昌盛。这才是我们喜欢的大唐，我们追求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