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对诸如疫情大流行这样的突发事件，政府的应对表现如何，总是会影响政治家的选情乃至最终选票，因此，这类事件从本质上就不可能回避被政治化的命运。
一般来说，许多国家不绝如缕的民粹主义政策倾向，根源就在于，政治家面对国内种种长期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根源方面投鼠忌器，既无心也无力一举斩断“戈迪亚斯之结”。
因此，他们只剩下以下三条民粹主义道路可走：要么寻找一个外部目标作为替罪羊来转移矛盾，要么做出一纸空文式的民生承诺，要么采取饮鸩止渴的经济刺激政策。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看，每逢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自然灾害和疾病大流行，都伴随着隐瞒事件发生的原因及严重程度等事实真相、污名有竞争关系的国家或者作为传统替罪羊的族群（如犹太人）、借机打击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把意识形态泛化到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等做法，由此产生无奇不有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无所不用其极的政府举措，以及荒诞不经的社会行为。
新华社资料图
以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著名大流感为例。1918年导致全球5000万人到1亿人死亡的这场大流感，起源地是美国哈斯克尔县和临近的范斯顿军营，并通过军队在国内调动以及到欧洲参战而广泛传播，演变为流行全球的大瘟疫。
但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无视科学家和医生们的一再警告，罔顾已经普遍发生的严峻事实，以一切为了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封锁和压制关于疫情的真实信息，故意淡化疫情的严重程度，没有做出有助于阻挡疾病传播的必要应对，最终造成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极大损失。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和推卸自身责任，采取了种种高压手段控制舆论和无视民情，各种针对国内非主流政治群体、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国家的污名化行为也甚嚣尘上。一个最为经典和最具标志性的事实是，为了作战的需要，参战各方都对疫情的报道进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以致一个作为中立国因而无须新闻管制，且与大流感起源无关的国家——西班牙为疾病发源地“背锅”，并且从那以后，“西班牙流感”这个疾病的名字被用了一个世纪有余。
在很多国家，采用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各种民粹主义政策，不惜以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应对那些短期难应对且长期无出路的困难局面，也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多恩布什等经济学家最早提出宏观经济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并以拉丁美洲国家为对象进行了经验研究，从中得出一些国家经济的失败正是在于应用了这类政策的结论。
实际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也有深厚的宏观经济民粹主义传统。例如，拉古拉迈·拉詹就曾指出，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信贷来刺激消费，以便缓解由于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深层次焦虑。这类政策的后果表现为金融过度发展，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错配，直至造成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然而，尽管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萎缩现象却并没有改变，贫富分化及其导致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立等现象愈演愈烈。
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产生的巨大冲击，迄今已经显示出联邦政府的严重应对不力。因此，正如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样，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为了在2020年的大选中赢得连任，这时再次急需寻找替罪羊，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
为此，他们不惜用尽诸种不名誉的手段，包括污名中国的国内抗疫策略和对外抗疫援助、敦促美国企业与中国供应链脱钩、掣肘WHO在国际合作抗疫中发挥协调作用、制造各种有关中国以及中国与WHO及其他国家合作的阴谋论，以及实施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溢出效应的货币政策（赤字货币化）。
可见，国内政策的民粹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及单边主义，与把疫情政治化的做法具有相同的动机。而且，这些意识和行为也都会产生逆全球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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