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教师节。昨日下午，著名诗人，85岁高龄的流沙河做客“文轩课堂”，在成都图书馆进行了“感念师恩”的讲座。在流沙河看来，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诗人，和自己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有莫大关系。这位老师独特的吟诵诗歌的音调也让流沙河受益匪浅。流沙河说，当年正是这样的吟诵音调让他背下大量的诗歌，至今依然随手拈来。
与此同时，成都商报诗歌集结号今日特别策划推出文化大家撰文纪念老师系列文章，看看莫言、马识途、流沙河、蒋蓝等著名作家们怎么忆师恩？
我的老师
◎莫言
这是一个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地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
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竟然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
给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学校的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着，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说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呐！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微机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的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在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过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里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1.70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里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
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牵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0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注：莫言文章经浙江文艺出版社授权《成都商报》发表，此文收录于《莫言散文》）
陈孟仁，我的老师
◎马识途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终于得机会回到我那离别了五十几年的家乡住了几天。我已年届古稀，真正算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了。回到家乡，总算打听到并且去拜访了几位老同学。谈起来，许多同窗好友都已作了古人，惟独我们大家都难以忘怀的陈孟仁老师的夫人胡曼君老师，依然健在，于是我特意到她那简陋的住所去拜访她，恐虽然老态龙钟，却还谈锋颇健。我们都有意避开和她谈论孟仁老师，然而终于无法避免，大半的时间谈的还是孟仁老师。谈到他的人品和学识，谈到他对我们的思想影响，当然也谈到他的死。他不是死子天年，不是死在他的教桌上，而是死在造反派严密监视下的一间小屋里，而且迟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昭雪，开成追悼会。我们谈到这里，不胜唏嘘。中国有多少这样为传道授业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而他们之中又有多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以至含冤九泉呀!
现在，我国终于有了教师节。在庆祝这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孟仁老师来。
陈孟仁老师实在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一个孜孜不倦地把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的普通教师。然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不求闻达、茹苦含辛、甘作孺子牛的普通教师吗?这样的教师好象一块砖石，默默地埋进地基里去，然而正是这个不为人们看见的砖石基础上，建立起雄伟的建筑来。在这些建筑上呈现出雕梁画栋，凌云飞阁的奇姿美态来。就是在这些普通教师的身上，载负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为文化、科学、道德、情操，以至浩气、健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且把这些传达到下一代，不断地发扬光大。他们的确是国家的脊梁和民族的精英，可惜的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敬，他们还忍受着微薄的生活待遇带给他们的困苦，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念，甘于作默默耕耘的孺子牛。他们真是象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啊。
陈孟仁老师就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正因为这样，我才表示对他的怀念。我不能忘怀我和他的师生之谊，不能忘怀我曾从他的身上汲取过精神营养。这固然是怀念死者，其实也是鼓励生者，遁过对孟仁老师的怀念来表达我对所有老师的敬重。
五十几年前的事，还历历在目。他从南京高师(即后来的东南大学)毕业，回到了故乡。和他一块回来的，还有他的“下江”夫人胡老师。孟仁老师穿着很有精神的紧身制服，胡老师穿着圆摆的市布短衫和黑长裙，这都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他们两人在大街上并肩扬长而行，引来一街惊奇和羡慕的眼光，给这个守旧的古城带来了新风。更使我们崇拜的是他们曾经带领我们上街游行，打着花花绿绿的三角标语纸旗，喊着响亮的口号，去商店里劝说商人抵制日货。这正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不久的事。
更叫我敬重的是他放弃了城市生活，到农村办一个新型的初级中学。我的父亲担任着这个学教的董事长，我也就跟着转那里学习，直到毕业。这个学校的创业是艰难的，没有校舍，也没有什么可靠的经费来源。首先是在本地一批开明士绅的支持下，他带领我们学生以破除迷信为名，强占了一个空荡荡的大庙杨家寺，打掉了偶像，利用庙宇作为校舍，没收庙产作为经费。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勇敢的行动了。
开学以后，他用古拙的大字在一块大木板上写上。“诚朴”二字，放在大殿正中，宣称这便是“校训”。这两个字虽然是来自孔孟之道的道德规范，但他给我们解释为报国要忠诚、为人要老诚、对人要心诚、生活要俭朴、思想要质朴，却在我们的心灵上注入了新的精神。他同时又把他在南京就极为崇拜的陶行知先生的信条“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全校师生要身体力行的信条。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带一把锄头来报到。他给我们规定了正规的劳动时间用来修校园，筑马路、平操场，还种植水稻和蔬菜，把操场边一个小荒山开出来，神上树木花草，修个茅亭在顶上，立刻显得很气派，成为我们清早起来作早操，背古文、读英语的好地方。
他要求我们衣履整洁，却不尚华丽；要求我们把教室和宿舍收拾得整齐干净，在窗棂上摸到一点灰也不行，每周星期天早晨，都要进行全校性的自检，互检和评比，在优胜者的门上挂上“最整洁”的牌子。他说这是表现一个新民族里有出息的青年的精神面貌的。
他并不鼓励我们读死书。他批评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据说这也是陶行知的话。他提倡班际的唱歌比赛，黄昏时分，一班又一班，此起彼落地唱得很欢。他还提倡做操、跑步和打球，甚至排演新戏，如象《孔雀东南飞》、《前狼后虎》之类。因为没有女同学，女角都由长得标致的男同学扮演，那也算是开天辟地的事。他容忍有些同学阅读当时从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寄来的新书新刊，还让同学在附近农村办了识字夜校，逢到国耻日(那时的国耻日是很多的）去农村作演说。我也跟着大同学参加过这样一些活动，从中获得了政治启蒙教育。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课堂教育，相反的，他对于课堂教学是抓得很紧很紧的，对于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因此同学们在三年的学习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至我们学校参加川东十几个县在万县举行的毕业会考中，不仅包拿了前五名，而且占合格毕业生的几乎一半名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中学在川东一下出了名。这个功劳虽然不能全归于他，但是他在主持校政中是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的。可惜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学校“清共”，赶走了几个好教员，又抓走了一批同学，说这里是共产党的窝子，把它停办了。孟仁老师也被调到县上中学当校长去了。
孟仁老师对同学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喜欢和同学“打堆”，据说这也是他在南京高师从陶行知那里学到的作风。他不止一次找我个别谈话，鼓励我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为振兴中华献身的人。一个幼苗正需要雨露阳光的对侯，也许老师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新苗的成长以至以后的人生道路，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孟仁老师对于我正是这样。他的谈话对于我后来出川求学，寻找救国之道，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好的作用，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我出川后，一直没有回家，只知道孟仁老师仍然在教育战线埋头苦干，我不胜崇敬。直到四川解放了，他担任了省政协委员，到成都来开会，我才得机会去拜望他。后来他每次来，我都去看望他，我始终把他当作我的老师，他感到很高头。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思想却有了新的进步。他说过去只怀抱一般热情，报效祖国，却始终没有找到路子，现在才算走上了光明大道，愿意鞠躬尽瘁，做一名教育战士，做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仍然从他的身上看到他当年那种朴实无华、安贫乐道的精神。我们教育战线，多么需要安于自己的事业一点一滴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格的老黄牛呀。不幸这样的老黄牛也不容于“四人帮”竟以老病之身，遭到不公平地摧残。连我这个学生也成为他的牵累。至今想来，还十分不安。总算昭雪了。到底以一个人民教育盖棺论定。这正是他一生的理想，死如有知，老师可以安息了。
孟仁老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过不多久他的名字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失吧，但是我想，他的报国热忱，他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正直的品德，他的老黄牛精神，必将为一切有良心的人民教师一代一代传接下去。我相信。
怀念陈孟仁老师
◎马识途
等待许久的陈孟仁老师的追悼会终于开成了。可惜我远在北京，不能亲自来向他的遗像鞠躬，表示我的深切悼念之情。瞻望南云，曷胜唏嘘。
陈孟仁老师实在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一个孜孜不倦地把一生奉献给教育后一代的普通教师。然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不求闻达，茹苦含辛，作孺子牛的普通教师。这样的教师如像一块砖石，默默地埋进地基里去，然而正是在这人们看不见的砖石基础上，建立起雄伟的建筑来，呈现出雕梁画栋、凌云飞阁的奇姿美态。就是在他们的身上载负着中国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科学、道德、情操以及浩气、健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且把这些传达到下一代，不断地发扬光大。他们的确是国家的脊梁和民族的精英。可惜的是他们的辛勤劳动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敬，他们还在忍受微簿的生活待遇所带给他们的困苦。他们真正是象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孟仁老师就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正因如此，才使我表示对他的敬重。固然是悼念死者，其实是鼓励生者。我是想通过他表达我对于所有的老师，特别是家乡的老师们的敬重。
当然，我也不能忘怀，我和他的师生之谊，不能忘怀我在幼年时曾经从他的身上汲取过精神的营养。五十几年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记得当他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回到忠县，他带着他那从“下江”来的夫人胡曼君老师，在大街并肩扬长而行，引来一街的惊奇和羡慕的眼光，给这个古城带来新风。更使我崇敬的是，他们带领我们上街游行，检查和抵制日货的情景。他心怀着民族的良心，想把自己的心血，奉献给祖国的赤忱，是极可高贵的。
特别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放弃城市生活，到东区农村办一个新型的初级中学，我也就跟着转到那个中学的附小，后来又上中学，一直读到毕业。这的确是一个新型的中学，他立了两个字“诚朴”作为校训，这两个字虽然来自孔孟之道的道德规范，但他向我们解释为报国要忠试，为人要老诚，对人要心诚，做事要朴实，生活要检朴，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注入精神的灵魂。他还把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信条“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的精神”作为全校师生的信条，并且带我们去身体力行。他要每人带一把锄头，我们自己动手修校园，筑道路，修操场，种植水稻、蔬菜和花卉。他带我们去破除迷信，打掉庙子里的偶像，利用庙子作校舍，没收庙产作教育经费。他要求我们衣履清洁，教室和宿舍收拾得清洁、整齐，在窗楞子上摸到一点灰尘也不行。每周进行群众性的自检、互检和评比。他并不鼓励我们读死书，批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他提倡运动，跑步，排演新戏如《孔雀东南飞》、《前狼后虎》等等，给大家以政治启蒙教育。他容许同学阅读当时从武汉、广州、上海来的新书新刊。还创办了农村识字夜校，星期天到农村做宣传。但是，他对于课堂教学却是要求十分严格的。同学们都取得较好的成绩，以至川东十几个县在万县举行毕业会考时，我们学校不仅拿到了前几名，而且和忠县县立中学(当时他已调到县中作校长)几乎占有了录取优等生的一半，使我们这个最一般的农村中学在川东出了名。可惜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那个学校“清共”，使学校遭到严重打击，以至停办。
孟仁老师对同学是平易近人的，他不只一次地和我谈话，教育我要做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人，要做一正直的人。这一点对我是起过很好的作用的。我想，一个幼苗正在需要雨露阳光的时候，也许老师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新苗的成长和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产生终生的影响。后来，我出川读书。后来参加革命，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知道他仍在教育战线埋头苦干，是不胜崇敬的。直到四川解放，我非常高兴的在成都见到了他。他是省政协委员，每次开会，我去看他，他也来看我，我始终把他当着我的老师。身体虽然已经大不如前，那思想却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谈到过去怀抱一腔热情，报效祖国，却始终没有找到路子，现在才走上了光明大道。愿意鞠躬尽瘁，做一个教育战士，做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仍旧从他的身上看到当年那么朴实无华，忠诚事业的精神。我们教育战线，多么需要安于自己的事业一点一滴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材的老黄牛呀，不幸这样的老黄牛也不容于“四人帮”，竟以老病之身，遭到不公平地摧残。连我这个学生也成为他的牵累。至今想来，还十分不安。总算昭雪了。到底以一个人民教师盖棺论定。这正是他一生的理想，死如有知，老师可以安息了。
（作者为当代著名作家，原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没有曾直君老师，我成不了诗人
◎口述：流沙河
◎整理：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我之所以能成为诗人，跟中学时期的一位老师有莫大关系。当年正是这位老师独特吟诵诗歌的音调，让我背下了大量诗歌，至今依然可以信手拈来，受益匪浅。我永远记得他的名字：曾直君老师。
我出生在成都金堂县城，读书时就在县城一所私立学校，那时是1938年，我才10多岁。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学校的环境很差，地面全是泥土，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两个草房就算是教室了，冬冷夏热，冬天脚都要冻起冻疮。我的这个老师姓曾名直君，教国文。曾老师50多岁，是一位旧时的文人，一年四季就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外面还罩着一件马褂，上面绣着团花，头戴瓜皮帽，脚蹬厚底布鞋，走路就像如今戏台上那样迈着方步。
曾老师家里是灌县的大地主，家里良田有500多亩，他每年就把家里收租的钱带来教学，他不用当时政府定的国文教材，而是自己编写教材，教材里都是诗词歌赋，有传统的古体诗，也有新诗。虽然是旧时的文人，但曾老师并非古板之人，还会教授大家关于爱情的新诗，喜爱听扬琴的曾老师还曾把扬琴的段子编写进教材。
曾老师朗诵诗歌和现在朗诵诗歌的方式不一样，这种朗诵方法可能都要失传了，有腔有调。同学们就喜欢听他吟诵，也正是他的这种音调，让我能记下大量的诗歌，时至今日都没有忘记。在抗战年代，曾老师经常给吟诵岳飞的《满江红》和陆放翁的《示儿》时，大家总会心里一振奋。
遗憾的是，曾老师就只教授了我一年，之后老师就到成都任教，也就无缘相见了。
心跳
——致我的生物老师刘文礼老师
◎蒋蓝
记得在读初中二年级时，我14岁。我在全市的重点蜀光中学就读，并且是本年级6个班中最优秀的三班班长。班主任如今已成为呼风唤雨的文化商业人物了。一些向往与虚荣的审美，已让我懂得了木秀于林的撩人风光。
我体育方面格外突出，常常被招去集训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会，整天精疲力竭，学习成绩刷刷往下掉。但来自竞赛场上的胜利喜悦，冲淡了来自学习造成的不快。
一晃，到了期末考试。一天考生物，我开夜车突击背诵了两天的内容在铅印的试卷问号下逐渐模糊，像墨水滴在滤纸上，眼睁睁看着它漫漶，变成乱糟糟的一团。教室里，弥漫着让人昏迷的安静。老师是一个精瘦的老头，黑衣黑裤，脚蹬一双圓口布鞋，来无影去无声，一有异动，他就像影武士一样在过道上闪动。
我装着找草稿纸，大大咧咧从书包里撕纸，一下把生物课本找到了，余光扫到那一页内容，我立即撕了出来，夹在白纸之间放到了桌上。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钟，我看见影子武士正徐徐游向教室的另一端，我松了一口气。
手指略微用力，文字就从白纸上显现出来；手指一松，白纸又洁净一片，一派纯洁，我开始抄。这一段约有200来个字，但我觉得十分陌生， 好像压根儿就没背过一句似的，我抄得吃力而小心，心头阵阵后悔，不禁转念其古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听见呼吸声。一股浓郁的体味儿像强光打在我的脊背和后脑。影子在飘飞，一双圆口布鞋精灵一般就降落在我的板凳边！天。
我似乎听到一句话，从上空降下。但很快就被强烈地撞击声淹没了，就像一柄大锤，在捣碎坚硬的水牛头骨。
剧烈的喧嚣当中，铁锤像是离开地面在轰响中飘飞。如同长跑中的耐力极限让人产生的无限臆想，但我确实又又到一句话，直到这把铁锤的呼啸声变成了上滑升调，我终于明白这是问句。谁在问？问谁？
“你在干什么？”
我发现自己仍坐在坚硬的松木板凳上。
我发现自己跑完了5000米，耐力被掏空，而裁判坚持说还有2圈没跑。在我粗重的呼吸里，有什么物质在碎裂声中被我排除于体外。我希望结束，哪怕就是被裁判拧着耳杂拉出赛道，也无所谓了。我要死了。
一双干瘦而筋骨凸起的手，伸到我眼前，翻动我的试卷和草稿纸。我听见铁锤捣碎牛骨的声音，不是庖丁解牛，分明是铁锤解牛。头骨开裂，粗大的肩胛骨在寸寸折断。一此文字像蜜蜂从墙上被震落下来，在落地的一瞬，开始向上惊险地飞掠而起，纷纷扑向我的双眼……
“好好答题，时间不多了。”
影子是飘逸而灵活的，它带着浓郁的体味儿和大群蜜蜂，又飘向前方，就像一个放蜂人。
我觉得胸口疼痛，才发现铁锤捣碎牛骨头的声音，来自我的胸腔。
事过多年了，我想，老身师也许发现了我作弊，也许没有，但他多半发现了，只是不说。不管怎样，我那时明白了什么叫做感激。我告诫自己，受不了那种心跳，就老老实实地当诚实之人。医学证实，受到过度惊吓，肾上腺素激增，有灾难性后果，甚至会猝死。我还算是庆幸的，不然朋友们就读不到我写的诗和文章了。这样的心跳，“玩的就是心跳”的玩主们，绝对也玩不起。
二十多年弹指而过，我能叫出的同学姓名肯定不超出十个，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位生物老师的名字，他姓刘，名文礼。90年代末，我回故乡时，偶尔陪父母在住家河对岸的蜀光中学散步，一次看见刘老师手提一口宝剑，在林荫中缓缓刺出，剑是武术剑，他的肢体与剑还有很大距离，无法身剑合一。他仍然黑衣黑裤，穿着那种圓口式样的布鞋，练完剑，无声而地从我身边飘过，他仍然带有一股古代的体味儿。他认不我了。
作家加莱亚诺讲过一个关于“同代人”的故事：胡安说他时常与身上散发恐惧气息的人相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或是其他地方，他觉得这些人不是自己的同代人。在我感觉里，刘老师的确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传递另外一个时代的东西。
刘老师，你还好吗？
（作者系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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