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1年，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6个祭祀坑，编号为3—8号。至2022年6月，三星堆3到8号坑已出土有编号文物近13000件，引发全球关注。
古时候，巴蜀之地被认为是不与中原相通的蛮荒之地，秦汉之后才走入文明阶段。古书中提到的几代古蜀之王，也只被当做传说。直到1986年7月，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厂的工人在取土烧砖时，挖断了一块玉环，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就此被发现。当年的发掘，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使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文明和文化，有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历程，三星堆的城池、青铜器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有了的。那么，古蜀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6000多年前，在岷江上游狭长的河谷地带——茂汶盆地，居住着一批先民，他们靠种植粟和黍之类的旱地作物为生，勉强维持着生存，形成了十余个大小不一的聚落。后来，由于干冷气候的严重影响，茂汶盆地的旱地作物产量也大大降低，先民们开始尝试寻找迁徙之路。
5000年前，有一小批古蜀先民从茂县翻越龙门山脉的九顶山进入什邡桂圆桥一带。但成都平原水网密布，环境大不相同，并不适合种植旱地作物，所以在什邡桂圆桥生活的古蜀先民们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茂汶盆地的先民们不得不另寻迁徙地。终于，在距今4500年前，一大批古蜀先民沿着岷江往南迁徙，来到新津。
古蜀文明发展沿革示意图
岷江纵贯新津，金马河、羊马河、西河、南河、杨柳河五条大河如扇面一样铺开，然后在新津东南相汇，江声万里，滔滔东流。新津这片土地，得水之灵气，长养万物。鱼虾水产，充盈河流；麋鹿野兽，遍布林间。先民们在新津选择了两条河流之间的一块大台地定居，继续种植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同时也进行渔猎和家猪驯养。
后来，长江中游的水稻传到了新津。古蜀先民们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三星堆遗址在哪里，并利用地形地利施行农田水利建设。为了灌溉水稻，先民们挖掘壕沟直接与古河道相通，有效支撑了稻作农业。不久，水稻就替代了以往的旱地作物，成为古蜀先民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随着水稻种植规模的扩大和家畜养殖技术的提升，古蜀先民的生存与繁衍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人口开始迅速增长。
宝墩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
为了防范洪水侵袭、保护水稻种植，古蜀先民在新津建起了成都平原第一座城——宝墩古城。最初，城墙保护的范围只有60万平方米，但迅速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使得旧城不够居住了。于是，先民们便在旧城墙的外围又筑了一圈更大的方形圆角的城墙，使宝墩古城的面积达到约270万平方米，成为新石器时代全国第四大史前古城。
有了城墙和护城壕沟的保护，宝墩先民们安心地在经过合理规划的联排房屋里居住。手工业也独立区分了出来，先民们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制作陶器，而且器型富有变化，生产技术十分熟练。他们还熟练掌握了切割和钻孔技术，能够通体磨制石器。遇到重大事项，首领会召集全城的居民到专门修建的大型高台和会议厅进行议事。在学会“刳木为舟”后，宝墩先民们还泛越南河，到新津最高的山上祭天……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古蜀文明的曙光开始闪现。
宝墩遗址外围游埂子西段城墙剖面
宝墩古城在建成200年后，毁于一场大规模洪水。大多数人口逐渐向成都腹心地带和鸭子河畔的三星堆古城转移，三星堆古城的人口和生产力大规模提升，再加上北方中原文明的影响，三星堆古城最终在公元前1800年从新石器时代走进了青铜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蜀文明的中心从三星堆古城迁移到今成都市西北郊外。金沙遗址则是这个时期成都平原上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是三星堆遗址消亡之后古蜀王国的另一个都邑所在。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造型特异的青铜器、玉器，其中，尤以青铜神树、凸目面具、太阳轮、金杖等典型器物，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风格，也反映出古蜀人的观念、图腾崇拜等精神活动。而古蜀人的崇拜，早在新津宝墩古城和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形成。
首先，古蜀人有权力崇拜。在宝墩文化时期，生产力落后，要调动起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时间、有组织、有分工地修建占地面积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那一定存在一位像大禹一样，声望及高、地位不凡的首领在居中发令、统一调度。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制度和权威，为成都平原各聚落之间的统一和古蜀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考古学家在宝墩文化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根长1.04米的象牙权杖。墓主应该就是当时的古蜀首领。
宝墩文化时期的象牙权杖（长1.04米）
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国和蜀王的权威也正式形成。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杖就是例证。这根黄金杖出土于1号祭祀坑，由黄金皮包裹着木杖。在出土的时候，木杖已经完全碳化，只有金皮留了下来。整个手杖杖长1.43米，金皮重463克。金皮一端，雕刻有十分精美的3组图案，为人、鱼、鸟。这根反映古蜀王权力的金杖高贵庄严，被命名为“黄金权杖”，并被冠以“中华第一杖”之称。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权杖
古蜀人还有太阳崇拜。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出土了一件底部有太阳纹的陶器。该太阳纹的外部为双圈表示太阳，内部有13道火焰，代表最早的历法中一年有13个月。
宝墩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太阳纹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太阳轮，由于样式特异，无法解读，被人戏称为“方向盘”。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太阳轮
而更晚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圆形金箔，中空部分表示太阳，12道火焰代表夏历的12个月，外部的四只鸟代表四季。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
新津宝墩的太阳纹与三星堆的太阳轮、金沙的太阳神鸟，说明古蜀人很早就有太阳崇拜，且对历法已有很深的认识。
古蜀人还有神树崇拜。先秦古籍《山海经》中，记录了许多神树，最有代表性的有东方“扶桑”、中央“建木”和西方“若木”，这些神树最主要的功能是“登天”。古蜀人相信人死后，灵魂通过神树，可以到达仙界，成为仙人。广汉三星堆出土过8株青铜神树，应该是上古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复合型产物。后来秦国虽然灭了古蜀国，但古蜀人的神树崇拜却延续了下来，到汉代演变成了摇钱树。新津汉代崖墓就出土过10株摇钱树。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左）
新津汉代崖墓出土的摇钱树（通高1.6米）（右）
此外，古蜀人还有蛇崇拜。2010年，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出土过一件残缺的蛇形陶器，外弧面刻划了细鳞片，似蛇的腹部。
宝墩遗址出土的陶蛇（残件）
1986年，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发掘出10件铜蛇，身躯大多呈S形，为蟠曲状，头微上昂，头上有耳、长眼三星堆遗址在哪里，眼球呈圆形凸起，尾上卷。蛇身上刻画着云纹、鳞甲、羽翅，似乎立刻就要腾空飞起。
三星堆出土的铜蛇
最近，三星堆8号祭祀坑新发现了顶尊蛇身铜神像，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神像，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
三星堆8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神像
这种“人首蛇身”形象，在文字上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晋代的郭璞注释：“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
而在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了一些石蛇，大多盘绕于地，蛇首以黑色、朱色彩绘出眼眶、瞳孔等特征。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
商朝刻在龟甲、牛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周朝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这些古文字中的“蛇（它）”字和“蜀”字是这样的：
甲骨文（它）
甲骨文蜀
金文蜀
综上，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因为蛇能冬眠、会蜕皮，朴素的古蜀人以为蛇能“死而复生”），古蜀人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认为蛇是一种神物，并将此崇拜带到了三星堆文化，后又延续到金沙文化，蛇形器物成为神圣祭祀仪式的必需品。就连远在中原的商周都知道古蜀人的这个特点，所以把蛇作为“蜀”国的象征。这就难怪《山海经》把包括女娲在内的很多神灵的形象说成人首蛇身了。
古蜀人的蛇崇拜，并没有随着秦灭古蜀而湮灭。直到汉代，在新津都还流行在崖墓中刻画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画像。
新津宝资山汉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
结语
回望过去，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古蜀人一路走过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在迁徙中融合，在融合中成长，筚路蓝缕地开创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是多元一体的。
如今，很多游客来到新津参观“天府之根”宝墩遗址展馆，寻找古蜀之源，致敬古蜀先民；很多学子也在此参加探坑寻宝、修补陶器等研学活动。古蜀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
撰文：何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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